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评估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释放

近年来,随着全球局势的快速变化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政党力量逐渐式微。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诸如政党意识形态弱化、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等新变化,与此同时,政党也在危机中进行调整,从而酝酿出新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政党政治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变得尤为关键。遵循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原则,从"政党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在批判西方政党领域话语霸权的同时弘扬中国智慧。我们可以运用该指数总结一些国家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比较研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绩效和差距,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进而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建议。     

人大代表工作的内涵及其指数化评估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代表工作的开展和完善应着眼于增加对民众的信息供给(开放度)与积极吸纳民众诉求并作出反馈(回应度)这两个基本方面。其中,开放度强调完善人大在职能、程序、代表履职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并通过开放空间等手段提升民众接触人大的意愿。回应度则旨在加强人大对民众主动性及反馈性输入的回应渠道,并以改善输入便利性的方式提升民众的接触意愿。上述制度路径可以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操作性的量化指标。利用指标体系在评估和排名过程中产生的激励和导向效应,"人大代表工作质量评估体系"将能够对代表工作的开展和完善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大同、国家与天下——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及其意义

梁启超既吸收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进化论等思想,也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最终形成了具有"天下"特色的世界主义思想。本文将以梁启超本人的著述、言论和社会活动为基础,归纳其世界主义的主张和观点。从早期"三世六别说"转向国家主义,并最终发展到具有世界视野的天下思想,这种变化反映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追求。在梁启超的天下主义设想中,主张建成强有力之政府,进而实现"世界的国家",并对全人类有所贡献,这对于当代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政治

人工智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背景之一。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初心是希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关怀人类的整体命运。这样的态度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人本文化,而人本文化与西方主流的"超人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人工智能的特点是汇集众智,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在西方超人文化的主导下,人工智能的技术鸿沟将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比较优势,难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出现被"永久边缘化"的风险。相比而言,中国的独特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完善国内共同体的同时,关怀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超人文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裂痕,甚至将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还关注作为整体中个体的能动性。这种与超人思想截然不同的理念,将弥合"文明的冲突",创造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     

论比较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方法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数学方法,以政治现象的测量指标为数据来源,并从具体数据中抽象出规律或检验研究假设。比较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常包含四种基本处理技巧和七个操作步骤。其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个案研究、小样本案例集中比较、真伪对照分析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思维逻辑来自于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在检验三原则的影响下,比较政治学中的定量研究出现了三种研究学派的分野,即数量描述型定量研究、认知解释型定量研究和假设验证型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们难以消弭上述学派间的内部争论并不断与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们进行争辩。此种方法论的讨论一方面促使定量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新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出现。     

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

"理论服务政策"这一命题以两个假定为基础:一,理论研究可以转化为合格的对策报告(假定I);二,决策者从善如流,认真对待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假定II)。假定I高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能力,跌入了低概率陷阱;假定II则忽视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是观念先行这一事实。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理论无法独立地对政策产生直接和即期影响。学者的对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用,并不是因为建议本身"正确",而乃由于其恰恰符合决策者的偏好。尽管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两种途径塑造未来决策者的世界观,间接地对将来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高校和智库进行专业化分工。     

社会管理体制如何适应“虚拟社会”

网络时代的信息网络技术提高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技术含量,给社会管理创新带来了机遇,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在收集民愿、统一受理、网格化管理、信息共享、网上服务、社会监管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创新与优化社会管理体制,同时也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促进虚拟社会的有序发展。     

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和变动的原因 ———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分析

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和变动的过程, 实质是欧洲的社会运动逐渐政党化的过程。运 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对这一变迁过程进行解释, 前 者可以解释社会运动政党化过程中的动力问题, 关注的是转型的结构性原因;后者可以解释社会运 动政党化过程中的选择问题, 关注的是转型的过程性原因。     

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关于政党分类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以政党组织形态演进路径为着眼点而形成的分类方法的分析，可发现其优点是反映了欧美一些主流政党变化的规律，缺点是以一种单向的类型演变模式掩盖了政党变迁的多样化；通过对以党的指向和功能为基准而划分政党类型的分类方法进行分析，可发现其优点在于一定程度上抽象出现代政党的普遍的指向或类型特征，其缺点在于没有与政党演进路径相联系并对其做出解释，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可操作的分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