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自“阿拉伯之春”以降,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极端宗教思想对“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之影响,但对于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根源、传播路径与扩散范围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区分与探讨。基于对伊斯兰文明圈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在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的区分,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容易形成向外围单向辐射的跨国弥散型恐怖主义；而在伊斯兰文明边缘区域容易接受来自文明核心区域的影响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工具与动员手段。半边缘区域因地缘上的过渡性和宗教上的亚文明特征而介于两者之间。“一带一路”倡议途径广大的伊斯兰国家,为确保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域应该注重发展同当地部族关系,而在边缘区则需要强化政府间官方合作。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