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智慧力量 共创更大荣光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举国关注、举世瞩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十个方面宝贵历史经验,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携爱同行-生育能力保存和保护”公益项目

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的不断发展带给人类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环境污染、社会压力等综合因素逐渐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能力。生育力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影响了生殖健康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与审判公开

"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广泛运用的时代,审判公开也与时俱进,拥有了新的内涵,各级法院积极创新庭审公开的方式,通过微博、微信、网站等方式适时公开庭审过程。由于自媒体与传统媒介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在利用它进行审判公开的过程中,更要注意权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舆论监督权与独立审判权。但从目前现状来看,我国自媒体审判公开的技术尚未成熟,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公开不及时、不主动;公开有侧重,选择性公开;等等。在自媒体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接受它对审判公开提出的挑战,把握基本定位,坚守一项原则,尝试创新变革,完善审判公开。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公开的现状与展望——基于庭审旁听的实证研究

审判公开是看得见的正义,公众积极参与庭审旁听对推动审判公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基层法院在当事人参加诉讼、社会公众参与旁听审判这种传统途径下的审判公开实施效果有限,究其原因,制约审判公开实施效果有制度方面、社会公众心理认知方面及法院自身方面等因素。为此,应建立和完善庭审旁听关联制度、完善信息公告系统、扩大庭审旁听的便民措施、将庭审旁听人数纳入阳光司法考核体系,这样,才能使庭审旁听制度更加完善,并加快司法公开的进程。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国内要闻

A1月1日,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三号乘组与来自北京、香港和澳门的约500名青年学生,在新年第一天共话"太空梦",一起向未来。B1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以来,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46亿,提前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有序运行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有活力又要有序,活力带来社会发展,有序带来社会稳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模式正逐渐由"管"向"治"转变。为此,必须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