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网上信访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产物,有效拓宽了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渠道,成为推进信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呈现加速趋势的风险社会中,复杂和疑难信访事项不断涌现,加之线上数字化行动的主体缺场与压力型体制形塑的信访考核压力,网上信访治理时常陷入与信访人期望发生偏差的符号化境遇。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倾向与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命线发生了偏离,极易诱发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网络舆情、对信访机构的制度认同转化为信任流失以及个体理性转化为群体非理性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可以围绕聚合多元力量打造网上信访治理共同体、发挥前沿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确保主体在场以及加强信访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等方面进行尝试应对。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乡村治理视角下乡村振兴审计风险的表现、特征与管理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监督方式，是介入并破除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一种纠偏和反馈机制。受制于自身的审计环境和审计目标，乡村振兴审计工作中客观存在着审计内容难抓“牛鼻子”、审计对象难以“准定位”、审计方式难以“巧适合”、审计处理难以“深奏效”等方面的审计风险。除了一般性的审计风险，乡村振兴审计风险还具有错综复杂性、高度敏感性和明确时效性的特点。从乡村治理的实践角度看，应从合理确定乡村振兴审计工作导向、进一步突出审计工作重点、创新乡村振兴审计工作方法、提出合理化审计建议等方面对乡村振兴审计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初探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发挥工会基本职能的必然要求.工会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群团组织,要主动有为,不断强化政治引领作用,创新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能力,发挥好自身优势,积极引领职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优良家风”入法:当代价值及实践进路

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引导家庭成员在文明、健康、和谐、向上、从善的氛围中发展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文化传统、道德风尚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具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优良家风的法律保障、夯实家庭治理的德治力量等重要时代价值。树立优良家风的理念不仅要植根于社会民众心中,更要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遵守三个层面予以践行,以优良家风作为其方向指引、考量因素和重要教化手段。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