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传统录音机和数码录音笔在信道中的差异

语音是重要的法庭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各样的语音采集设备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传统的录音机到数字录音笔、手机、MP3,语音采集经历了由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不同的采集设备和方法会造成语音的信道差异。传递语音信号的通道,如：传统录音机和数码录音笔由于各自的频率响应性能不同,对信号施加的影响也不同。传统录音机传递的是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数码录音笔传递的则是以有限个＂1＂和＂0＂的代码组合成为信息的数字信号,两者是现在普遍应用的两种信号模式。研究表明：信号通道对于语音识别,特别是自动语音识别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对于图谱视觉检验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还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中菲律宾诉求评析

关于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一案,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的诉求可合并为针对中国南海传统断续线的诉求、针对南海中中国部分岛礁的诉求和针对中国南海行使管辖权的诉求.对此,中国在应对上可选择向仲裁法庭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或其他合法方式发表其没有管辖权的理由,并通过反对申请书的可接受性力争结束仲裁.     

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思 考简

基于海事法律关系跨国性、流动性的特点，海事诉讼中极易出现国际平行诉讼的情形。对此，学界有观点提出应当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禁诉令制度，以解决我国海事诉讼中的国际平行诉讼冲突问题。但实践中禁诉令的使用却可能面临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受限严重的问题。因此，可考虑先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的海事强制令制度暂行禁诉令的功能，从而循序渐进地开展在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尝试。     

海事审判助推滨海新区功能发展的思考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推进,功能定位的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一些新的政策陆续推出,对海事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为更好地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文章以海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和职能定位为切入点,对滨海新区涉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面临的海事司法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司法应对措施,以促进海事司法服务滨海新区职能作用的发挥。     

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传染渠道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到底以何种方式在全球传播，以至于演变成全球经济海啸，一直是近几年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美国金融危机对外传播的贸易传染渠道为切人点，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伙伴型传染和贸易竞争对手型传染这两个贸易传染子渠道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溢出程度。对面板数据进行的GLS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传染渠道的溢出，与大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波动之间存在10％以上显著性水平的相关性，因而贸易传染渠道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溢出的一个重要机制。     

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权公正审理涉外海事案件

广州海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权,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与海洋权益,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高效化解涉外纠纷,不断加强对外宣传和司法公开,对在国际社会上逐步树立中国司法的良好形象发挥了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