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调整和震荡时期,新兴大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并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了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美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具有“6L”的地位与作用 ,即主导 (leading)世界政治秩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主导世界科技革命、主导世界军事革命、主导文化全球化和主导世界各民族“聚合”。美国“6L”是由国内国际各种因素促成的 ,它是一个历史过程 ,它对当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

本文就美国政要“9·11”后提出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观进行了评析 ,认为此一提法既是美国政要对当前时代的一种概括 ,也包含潜在的战略意图 ,即借机整合世界 ,塑造反恐新形势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对于“后后冷战时代”观 ,各国虽认识到其中的合理性 ,但也多少看清了美国背后的战略用心 ,因而并不积极呼应 ,致使这一概念未广泛流行。对于中国 ,“后后冷战时代”观能否成为国际通用的“范式”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体悟其背后的战略内涵 ,制定更为合理的对外战略。     

海洋强国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探索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模式，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海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战略目标。确立海洋强国战略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国家利益之举。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外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进程。当然，在此进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中国坚持和平走向海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即“强而不霸”、“和谐海洋”，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步实施。建设海洋强国要分阶段实施，从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海洋防卫力量建设、海洋权益及安全等方面部署任务，并从完善法规、加强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及设立专项工程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及对策建议。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反恐与国际秩序

“９·１１”事件后，打恐已成世界政治中心和最大焦点。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对如何打恐和通过打恐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歧见颇大。是否尊重国家主权、是否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是否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和是否遵循国际法是两种秩序观的分水岭。美国通过打恐，希冀建立单极独霸国际秩序的图谋可能有所得，但最终将是一枕黄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终将成为时代主流。     

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海洋叙事。海洋叙事是塑造海洋秩序与海权及捍卫海洋权益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海洋叙事一直较为式微,特别是中国海权在世界海洋叙事体系内常常处于被西方海权"代表"的状态。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对历史性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叙述着一种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与新型海洋秩序,是海权从垄断走向共享、从传统走向新型的分水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向是有别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是一种去霸权化的治海权,而非零和式海洋霸权。由于传统海权的惯性以及美国海洋霸权的主导,新型海权及其观念若要形成普适性共识,尚面临诸多挑战,但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必将成为未来海权的时代趋势。     

国际秩序的变动与中日关系

冷战后，原有国际秩序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世界上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日益强烈，可以说国际秩序进入了又一个重要的变动时期。这种情况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使中日关系带上当今时代的烙印。本文对此进行论述。     

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一种框架性的研究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安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应该制定明确的海洋安全战略.本文认为,在宏观战略层面,中国要把海洋安全战略纳入国家的大战略之中;在微观战略层面,中国应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妥善解决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

面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深度重组,欧盟在“主权欧洲”的话语体系下推动对外战略转型。多边主义多重受压、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以及大西洋联盟频现危机是欧盟战略转型的外部推动力量,而一体化的多重危机则是其转型的内部根源。欧盟所追求的“主权欧洲”并非进一步从成员国寻求主权让渡,而是意在提升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为实现上述目标,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强势推进维护多边主义新方略,寻求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并推动一体化的外向性突破。欧盟的战略转型进程在决定其内外政策走向的同时,将会对世界格局和秩序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论比例原则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功能与缺陷——基于国际司法裁决的考量

根据国际司法裁决,比例原则在海洋划界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构成调整临时海洋边界线的"相关情况";二是作为海洋划界结果公平性检验的标准。中国有着较长的海岸线,因此在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与周边邻国的海洋划界纠纷时,比例原则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际司法裁决并没有阐明需要调整临时海洋边界线的"海岸线长度差异"的判断标准,以及成比例检验出现"重大比例失衡"的检验标准,国际司法机构在此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克服比例原则适用时的主观性问题,未来的国际司法裁决不妨适当引入量化标准,以确保海洋划界结果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evolving more impressively than it has at any tim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Globalization has been in decline.Nations are scrambling to gain greater influence.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is being adjusted.Many countries have problems with public management,and are faced with a new array of social trends and increasingly popular movements.The world is entering a new era full of chaos and anxiety.Mankind once again faces significant trade-offs and choices in peace and conflict,development and recession,openness and isolation,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China strives to advocate win-win cooperation and lead the tre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maintain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despite world chaos,and enhance status and i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China's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was successful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China is a participant as well as a buil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rather than a challenger or a subversive.In the future,with a constructive attitude,China will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a more reasonable direction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in order to better safeguard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传统大国趋向衰落,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国际秩序酝酿结构性调整,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处于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此间,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与其国际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