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标准与刑事政策

作为关涉治理的学问,法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哲学的绝妙搭档,毋宁说昨日主要是政治学的密友,今又与社会学颇有亲缘。左、周二君在本文,力图诠释作为刑事司法规则的证明标准及其变化之蕴涵,对此可谓心领意会,他们既未固执于本体论的玄宏叙事,亦不满足于“人权保障功能”的简体抒情,而是从司法权术这一向度来审视之,对于证明标准由绝对真实论向相对真实论(或曰经验性证明标准)的这一转向,就其之所以被现代社会合法化、有效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缠绵的知识社会学意味的“解密”。他们认为,经验性证明标准本身作为一种可能性艺术和审慎的实践智慧,是不断追求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权力程序的政治回应,因此与多面向的刑事政策互为纠缠,并深陷于刑事网络双重化,即在犯罪/刑罚这一对范畴之外再加上危险性/安全措施这一对范畴的情境中。作者附带盘查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有关问题,比如强调客观真实、缺乏证据生成机制等,总体上而言缺乏对案件区分处理的平衡技术;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意识形态之苛求外,欠缺必要的社会技术条件也是主要原因,例如程序控制、有效组织的法纪社会等。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     

论法官的知识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司法活动专门化的进程,受社会的变化、法官与学者的作用以及国家策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官的知识也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迁。现代社会中法官的知识对法官及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法官知识的转型过程中,在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应忽略法官的生活知识及生活理性。     

最高法院出版物:功能解读与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和技术手段,最高法院的出版物通过承担一定的功能(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对于最高法院审判职能以及其他延伸职能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反馈的信息来看,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积极效果较为明显。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生成及其规模化运作,同中国特定的政治控制模式、法院管理体制和法院制度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最高法院出版物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独立原则存在矛盾和冲突。虽然如此,最高法院出版物仍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司法判决书制度新论

<正> 现代诉讼过程一般以法院作出判决而宣告终结。判决书作为最重要的司法文书,无疑应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较薄弱,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现代各国的司法判决书制度,都具备两个根本性特征。 (一)判决附加理由说明在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判决书的构成要素中,不仅包含了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以及依据法律作出的相应处理决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事实认定     

诉讼视野中的国家权力：法哲学探讨

诉讼视野中的国家权力：法哲学探讨左卫民现代政治哲学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无疑是国家应否存在和如何存在。以此为背景，在刑事诉讼领域，国家权力究竟因何生成及如何运作就成为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基础性问题。对此，从法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     

诉讼机制的社会意义

<正>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首先需要明白的诉讼机制的特征,通俗地说,即诉讼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法学家查比罗认为,诉讼是一种"三方组合",即发生冲突的两方要求第三方解决他们争执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诉讼的基本结构就是一种"三角结构。"处于对立状态的原告、被告和居于其间、踞于其上的审判官构成诉讼结构的三个基本支点,三者互动而寻求争端的解决。具体而言,这种"三角结构"蕴含着这样几顶基本原则。一是当事人与审判官相分离,审判官不得同时兼为原告人或被告人,也不能卷入案件的利益之中,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障碍及克服——四川法院案例应用试点工作的初步分析

引言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发布第一起案例〔1〕迄今,历时数十载,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待字闺中",其间虽有理论之关注与实践之探索,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未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一跃。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案例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