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尸体检验职业防护指南(建议稿)

法医工作者的职业暴露风险极大,案件现场及尸体上的有毒有害物质、高致病性微生物以及利器、骨折等因素均可能给法医带来身心伤害甚至生命危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法医的工作环境已经较过去显著改善,但是针对个人防护的重视程度仍需提高。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法医职业防护带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借鉴生物安全领域的先进技术和防护理念,以满足新形势下法医工作的需要。本指南立足当前法医职业防护的实际需求,从暴露风险、防护分级、应急处置等角度阐述,希望能为制定法医职业防护相关标准提供参考,以指导法医工作者开展个人防护工作,为提升法医职业化水平和身心健康提供帮助。     

客家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化的矛盾及现代观念的建构

客家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化建设间存有许多矛盾。建构客家现代思想观念新体系,既要正确看待客家文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要崇尚和倡导现代价值观念。     

谈谈"非典"对法制建设的影响

非典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影响很大，既促进了法制建设，也暴露了法制建设上的缺欠，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后加强法制建设的任务和方向。非典对法制建设的影响，不仅仅是消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有破坏性的，但是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将起重要促进作用。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我国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全国采供血机构为例

国外在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研究方面已经有十余年经验,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以我国采供血机构(包括血站、血液中心等)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MARKOR量表是否适用于我国非营利组织、我国采供血机构市场导向的现状、管理者对采供血机构市场导向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MARKOR量表在测量采供血机构市场导向方面总体上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是在"组织对信息反应"构面上,个别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比较低;在采供血机构市场导向的三个构面中,"跨部门信息传播"的得分最高,而"市场信息收集"的得分最低,这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管理者的职业教育、职业精神与市场导向的状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进一步发现,职业精神对市场导向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最后,对以上发现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反思

我国土地征用存在诸如土地征用权滥用 ,征用程序不严格、不民主 ,征地补偿范围过窄、标准过低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具体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     

网络证据的基本特性

网络证据是在网络条件下存在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它具有流动性强、存在范围广、信息量大、形式多样、超文本等特点。与传统的证据相比,它又具有数字性、准确性、依赖性、稳定性、多媒体性、传输快捷性、可分离性等特征。相对于电子证据,网络证据在生成的主体与场所上,在传输的环境、速度和范围上,在收集的主体、场所及方式上,在证据的保全和审查判断上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特性。     

新冠疫情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抗击新冠肺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总体战、遭遇战和阻击战,我们面临的困难、问题和挑战前所未有。武汉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是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考”的关键考点,也是检验我国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能力的主战场。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新冠疫情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后疫情时代”科技创新发展问题,重点研究新冠肺炎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长远影响和积极影响,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加快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论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兼评汪全胜教授《立法后评估研究》

立法后评估是衡量或检验一部立法质量高低的基本制度.因立法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意义,其可操作性的理论设计较为详备,以及对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制度的容纳,使得该制度“看上去很美”.然而,可靠性与有效性是立法后评估走向“实际很有效”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尽管汪全胜教授等所著《立法后评估研究》对立法后评估的基础理论及如何操作进行系统论述,但没有从理论上有力解答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问题,尤其是如何保证评估信息的可靠与评估回应的有效.立法后评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表明我们对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此,可通过重构评估主体模式以及改进评估方法和技术等方式,来增进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