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emphasis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 To study the effect of green industrial policies comprehensively, this paper takes uses a sample of Chines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类似案件判断中比较点的确定:原则、路径与运用

比较点是法官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相关类似时所依赖的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判断类似案件的统一法则,因而比较点的构建也是因人而异。比较点既包含法律规则也包含案件事实,本质上是决定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判决理由,也是其指导性的体现。法官在选择比较点时应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比较点构成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充分条件;其二,比较点在内容和形式的表达上符合经济原则。在构建比较点时法官应采用初步假定、实质比对的路径,确保高效且准确地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类似案件。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国内立法

恐怖活动严重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联手行动,而健全与完善相关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在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及其他国家惩治与防范恐怖活动立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     

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1世纪,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和平崛起理念不仅是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更是中国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合乎经济理性的战略选择。和平崛起理念实践价值,在于其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的潮流,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市场。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主体运行的相关性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样也不是孤立的。为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必须系统地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变化趋势,创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做出最优化决策。     

试论犯罪现场保护的任务和方法

犯罪现场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和遗留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的一切场所.保护好犯罪现场是做好犯罪现场勘察工作和侦查破案的前提和基础.为保证现场勘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明确现场保护的任务,掌握好现场保护的方法.     

行政判例研究

来自不同法系的经验 ,正在使判例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的传统看法变得不合时宜。判例的遵循先例规则在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法部门中较属于私法的民商法领域中更易生成并发挥作用。名为“案例”、实为行政判例雏形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公布的裁判文书 ,已经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展开与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实际影响。我国应正式确认判例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与地位 ,完善其形式 ,公布程序 ,制定具体适用规则 ,增加其数量 ,规范其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