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而行为成立犯罪的同时,也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过程。我国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着价值上忽视对权利的保障,结构上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脱节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在价值上将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社会保护机能与权利保障机能相统一,在结构上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相整合,在体系上将诉讼元素加入构成体系中,形成新型的犯罪构成体系。     

刑法“关系人”之辨析

两高对于"特定关系人"的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七)》所提到的"关系密切人"适用标准不统一,给司法实践和理论带来了困惑。我国应该对"关系人"统一标准,取消"特定关系人"的称谓,统称"关系密切人"。     

论故意的地位

故意在犯罪论体系的地位是随着对于故意认识的改变而变化的,大体沿着主观归罪——客观责任——主观责任这样一个变化趋势进行,并进而形成了关于故意在犯罪论体系地位的五种学说。故意在犯罪论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受到犯罪论理论体系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制约犯罪论理论体系的构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的地位属于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要素说。     

9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制造业投资

90年代 ,日本企业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从总体上看增长较快 ,但不够稳定 ,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 ,企业效益较好 ,但利润再投资比例极低 ,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 ,并以占领我国市场为取向。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应注重技术引进在地区、行业、企业间的协调 ,创本国名牌 ,循序渐进地发展 ,在宏观上强调引资国多元化、环境保护、区位均衡等协调发展战略。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规范性分析

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论完善经济立法

我国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后,应当对现有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完善经济立法应当以促进市场交易为价值取向,普遍遵循便利市场机制发挥的原则,充分立足于现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厘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有效限制公法对市场主体过多的干预,从而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恶意欠薪罪研究

当前的法律不能很好地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恶意欠薪的行为已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恶意欠薪的行为入罪。恶意欠薪罪的主体不应该包括机关,恶意欠薪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恶意欠薪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有两类。     

为中国教育鼓与呼

我是新当选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此之前,我已从事民办教育工作十多年了。教育事关千家万户,也是全社会瞩目的焦点。我从事教育工作时间越久,与教育事业融入得就越深,并慢慢被净化,最后教育事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高考应该允许一年多考几次,按最好成绩录取;加大民办教育支持力度,不能让民办学校变成"后娘养的";普及12年义务教育,将高中、高职纳入义务教育范围……近两年的全国人代     

被教唆者刑事责任新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解析

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应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来理解,而共同故意犯罪需把形成共同故意作为前提.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所包括的情形有:被教唆者没有将被教唆的罪实施达到既遂;被教唆者接受教唆者的教唆,但实施了不同于被教唆之罪的犯罪;被教唆者受到教唆者的教唆,产生了实施有别于被教唆之罪的犯意.对教唆者从减处罚的理由在于整个共同犯罪的罪行未完成.     

论农民工作权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作权进行本体分析 ,阐释了农民工作权的内涵、结构及其特征。“农民工作权”也就是农民的劳动权 ,是指农民作为一个自然人 ,一个劳动者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当享有的涉及择业自由、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公允报酬、同等待遇、集体交涉等相互联结的系统的权利体系。全文确立的“农民工作权”这一基石性的概念奠定了通篇的论述基调。农民工作权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权利体系的系统性、权利形态的经济性、权利主体的弱势地位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