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践中许多地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进行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     

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是国际社会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重新界定了地理标志的概念，并对地理标志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同时对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地理标志与商标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扩权强镇，开辟统筹城乡发展新路径

扩权强县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此类似，在乡镇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场旨在解决乡镇发展权责不一矛盾的改革——扩权强镇应运而生。继浙江等沿海省份实施强镇扩权后，我省自贡、南充、仁寿等地也就扩权强镇进行了探索。这是一个先行先试、创新机制解决发展问题的改革探索。     

立法规划的制定标准及程序控制

为了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对立法有序性和立法科学性的追求,和对有限立法资源的有效分配,立法规划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产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立法惯例。但是与立法实践中立法规划的蓬勃发展不一致的是立法规划理论研究的薄弱。这导致立法规划存在制度非法定性、执行率较低的特点,因此文章针对立法规划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立法规划在中国的产生背景、制定的科学性标准和编制的程序性控制。     

层级与职业化——对传统社会法官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的现实需求使传统法官产生了层级的分化,中央法官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担负统一规则之责,法律专业化程度较高;基层法官在多样性的区域文化需求和法律之间游移.其更注重与地方性公共知识和情感共识保持一致,裁判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传统社会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基层法官较之中央法官显示出的专业性差异,使他们长期被隔离于法律职业群体之外.中央法官的职业化和基层法官的去职业化倾向构成传统社会法官体系的独有特征.     

公安院校民警培训应当以需求为导向

公安院校民警培训改革应当以需求为导向,改变以往的培训方法,建立一种切合基层公安机关实际需要的培训模式。培训要以民警＂缺什么、补什么＂为原则,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区分层次、岗位、性别、年龄,科学制定标准,使训练内容贴近实战,凸显针对性,让民警真正学有所用,满足执勤执法的需要,不断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对公安院校培养学员正确人生价值观的思考

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把学员造就成为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执法公正的人民警察。先进、正确的价值观念会促进学员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学员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确立科学合理的人生坐标,自觉抵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侵蚀,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刻苦训练警务技能,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把献身公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     

谁是“立法者”？——政治哲学和制度实践的诠释

对“立法者”的法理界定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意义深远的问题。在立法学上,它要解决的是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它是探究“立法者原意”时究竟应该探寻谁的意志的深层追问。现在人们对“立法者”的概念使用莫衷一是,或指有权的立法机关,或指参与法案起草的专家,或指重要的立法辅助机构,或指实际起决策作用的立法机关首脑或组织。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揭示“立法者”的真实涵义。在民主政治社会中,从最本源和终极意义来讲．人民享有最终的立法决策权．人民是立法者：而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人大代表（议员）才是实际的立法者。     

论立法决策的主体

立法决策贯穿立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立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主体对立法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决断。通说认为立法决策的主体仅仅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还有其它主体对立法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推动甚至决定作用。因此,立法决策的主体除了法定主体以外,还包括立法决策的次级主体、辅助主体和影响主体。     

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理念之我见

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两方面不可或缺，即正当程序观念的建立和诉讼制度立法上的完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对诉讼程序的轻视与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因而有必要认清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正当程序对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正当程序应是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基础，其对刑事诉讼的具体要求为：程序合法、主体平等、多方参与、过程公开、裁判中立。并应以此为基石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