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律修辞的正义制度——兼论后现代视域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而正义制度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因为它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直处于生成的过程。但正义制度并非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在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在由征服到说服的文明进程中,正义制度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中遵循"惯性原理"而不断生成的。在法治社会里,制度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正义制度应当是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推理"出来的。法律修辞理论因此而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个变化生成中的观念,具有开放的结构,任何定义都难以描述其全部内涵,但它毕竟具有一般的、普遍的意义。对法律的信仰、对权力的限制、对权利的保护、对生存的规范、对生态的呵护等应当是法治思维的核心内涵;形式程序思维、彰显实质正义、更新具体秩序等应当是法治思维养成的途径。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中,法治思维随着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发展,因此,中国必然拥有中国式的法治思维,不能以西方法治思维的模式作为其标准。     

论实质价值伦理学与司法实践——对哈贝马斯关于价值与规范对立命题的反思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一个可靠的判决推理需要有价值判断及其推理的支持。哈贝马斯认为法律规范是一个由原则提供的规范体系,反对将其理解为具体的价值秩序,从而把价值与规范作了严格的区分。如此虽有建构法律商谈理论的必要性,却与司法实践不符,且在主观上忽视了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而马克斯·舍勒等则主张将规范奠基于价值之上,将价值与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并主张将价值推理的现实必要性与法律规范确定性的理想要求统一,实现"合理的"判决推理。     

论价值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

在法律推理中,直觉先于理性思维。直觉感受到的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构成了法律推理的前设和基础,理性思维的功能则在于对这些前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是一种现实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一般性,因而能够成为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基础。这个基础构成了法律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这个理论框架在法律实践中有助于实现法律正义。     

试论行动交往理论中的学习问翘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基本概念的提出，开创了党建研究领域新的论题及认证方法。“学习”是哈贝马斯“行动交往理论”核心概念之一，可以将其视为“交往理性”的同义词。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本质来看，人也是一种“学习”的存在，正处于生成过程中；人们在生活中学习，这样既可以避免独断论、主观主义，又可以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从而为解决当前社会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新思路。     

论改革开放的文化底蕴

40年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从文化视角看,改革开放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和反映,是对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改革开放的文化底蕴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发展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法律与生态文明

为恰当地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即法律是为了解放人民而不是把人民沦为权力精英的工具,就需要树立正确法律观念指导下的生态世界观。现代工业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带来的所有其他难题,包括现代法律制度的失败,都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危机以及人类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危机。在这一危机中蕴含着一种持续存在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认为不仅人类是有感觉能力的、有创造性的社会存在物,而且生命本身也是如此。孤立地为激进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作辩护是不够的。相反,有必要为激进启蒙运动的宇宙论作辩护,并通过发展这种宇宙论来提供秩序观念,以此来支撑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宇宙论本质上是过程形而上学宇宙论,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宇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