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川县人大常委会“四抓”促“减负”

栾川县人大常委会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监督始终抓得很紧,使近两年来该县的农民负担均控制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之内,1994年农民人均负担占上年纯收入的3.21%;1995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也只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4.5%。他们的具体做法是:狠抓宣传——从1991年起,栾川县人大常委会根据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的部署,连续三年开展普法教育,在广大农民中广泛宣传国家和省、市关于减轻农民负担方面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     

论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层次

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境况包括三个层次:道德自由的最基本状态——以"无害"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伦理;高于经济伦理的道德自由——以"有益"为原则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由的"至善"境界——个人加入人类的"永恒存在"原则。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正常道德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谓"道德退化"。问题是:人们没有厘清由计划经济的他律性道德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自律性道德的必然性,因而往往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抽象道德词语,来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现实,从而得出了今不如昔的道德感叹。中国当下道德较之计划经济时代之道德具有进步性。现今中国人对待道德自由的态度应该是:在守住市场经济伦理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努力达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全社会向高尚的"至善"道德趋近。     

武汉法院公开再审房产拆迁纠纷案

近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发生在十年前的房产拆迁案进行了再审公开开庭审理。此前，双方就一房两证问题数次对簿公堂。一方主张自己有合法房产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不应将其作为违建房屋予以拆除；而另外一方则主张，其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人，涉案房屋是违章建筑；执法部门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之自我超越──扬弃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视角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从充分肯定工业文明意义的人化自然观而自我超越为生态文明视角的人与自然和谐观。这种超越的主要内容表现为:(1)重新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之理论价值。(2)新定对象性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补价值。(3)新定对象化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价值。这标示着马克思的思想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索过程。     

脑络欣通药物血清与胎牛血清诱导大鼠胚胎神经干细胞分化的比较

目的:比较脑络欣通药物血清与胎牛血清诱导大鼠胚胎神经干细胞分化的差异。方法:分别采用脑络欣通药物血清和胎牛血清诱导大鼠胚胎神经干细胞分化,应用相差显微镜和免疫荧光染色对其进行比较观察。结果:脑络欣通药物血清和胎牛血清均可诱导绝大多数神经干细胞分化成神经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此外,脑络欣通药物血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培养的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前者诱导干细胞分化的进程比后者要慢,但其分化的神经细胞在细胞形态学上与发育成熟的神经细胞更为接近。结论:脑络欣通药物血清能够诱导神经干细胞分化,并使其分化更加成熟,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培养的神经干细胞的增殖。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浅析邓小平价值观的本质

邓小平价值观的本质是“一切为人民”,这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体现,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决定的。同时,从对邓小平价值观诸要素的分析来看,也只有“一切为人民”的价值观的本质,才能统领其庞大而丰富的价值体系。     

社会公正: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

在现代社会,政治认同是政权稳定的基础.要提高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需要整合政治认同资源.政治认同资源主要由意识性、制度性和功绩性资源组成,其中,社会公正作为制度性资源对保持政权的持久延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执政者要想长久地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保持政权持久延续,必须以政治认同为尺度,在政治、经济、法制及教育制度建设中体现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