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环境外交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外交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顶层设计有道、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环境合作的愿望强烈、技术和项目等方面现实需求的存在及拥有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中国环境外交被赋予了大量契机。不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环境外交仍存在一些困境,表现在政策的多元化、脆弱不均的环境现状及地缘政治的挑战。为此,中国可以从完善环境政策体系、深化环境合作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及发挥传媒优势四个维度加以应对。     

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大国因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大国因素是东南亚安全问题的重要一环。在不同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大国有所不同。早期,美苏竞争成为主旋律、中美关系由竞争走向缓和,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东盟地区安全治理中大国的第三方因素更趋复杂。今后,中国应该加强自身战略定力、平衡和处理好不同类型的大国关系、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限度与路径探析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并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支持不同国家增加相互依赖性、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以及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强烈意愿。当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存在来自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导向、脆弱的主权争端以及不同国家异质的文明、宗教与发展水平的限度。为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各国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包括深化地区合作,培育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机制建设;发挥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多层面充实国家间关系的民意基础。     

科学创造政绩

科学地创造政绩,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针对目前政府政绩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挑战与路径——以中国和东盟合作为例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和地域概念，就我国而言，包括南亚、南太平洋、东南亚等区域。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场域，对东南亚的运作成效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的检验，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行动愿景与实践，有着相应特征与共性。规则、责任、意愿、过程共同组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框架，四者缺一不可。不过在现实运作中，“邻里”矛盾和分歧、大国竞争和博弈、周边内生性因素及周边机制拥堵在不同程度上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造成一定阻碍。基于此，不断完善和健全周边基础性秩序与制度体系、多措并举搭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效机制、在周边时空结构中注重周边构造的过程建构及加强周边命运共同体知识生产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阶梯与有效路径。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历史轨迹、影响因素与发展面向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是东南亚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持续变动并在安全实践中体现为差异化特征和形态。大国竞争和发展推动东南亚地区形成不同的安全理念和关系性逻辑。大国的推动和东盟动议共同构成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经历了英美苏主导、美苏主导、美国主导、多元并存的发展阶段。这四种形态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都是由大国在特定时期互动和博弈建构的。透过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发现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大棋局”中，主要存在三大影响因素：美国主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蒙上阴影，东盟引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维系着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稳定，中国推动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共生性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基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影响因素，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中国安全治理理念、优化大国协调路径、推动各利益方构建东南亚地区新的原则和规范及深化中国和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积极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