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生态健康在语境性审美体验中的整合——以伊顿的审美理论为讨论中心

借鉴生态学知识与原理来重新解释审美活动及其一系列关键词是生态美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生态危机这个时代语境来重释"美"的要点则是解释它与"生态健康"的内在关联,其理论难点是将认识性的、不可感知的"生态健康"内容有机地融合到审美体验之中,从而建构出有别于传统之"美"的"生态健康之美",进而将传统的审美体验转化为生态审美体验。这项工作的理论前提是从美学基本原理的角度,重释审美体验的特征及其相关的关键词。美国学者伊顿的审美理论在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审美体验理论的基础上,从分析美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了审美体验的语境性特征并提出了"语境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需要健康的美"这样的生态美学命题,比较好地解决了"美与生态健康的有机融合何以可能?"这一生态美学理论难题,对于我们的生态美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抗日战争与青年的时代责任

20年前,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也拉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实现路径

参政党的能力是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与决策、执行与监督的素质与本领,参政党的能力建设就是对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素质、本领进行系统的调整和构建。加强参政党能力建设是我国参政党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参政党有效履行参政职能的基础。各民主党派要想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实现长期参政、科学参政,就需要以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参政党的各项建设。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参政党的各项建设,是新时代参政党积极主动迎接新挑战、实现政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法治理念的践行与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考量,将法治作为重要的执政方略,并将切合实际、规范权力、规制社会、平等适用、独立公正等理念贯穿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对法治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中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东方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排斥西方的个人权利本位,更强调群体利益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秩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理念和做法符合新加坡实际,能够在充分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基础上,达到本国绝大多数人满意的法治效果。在法治建设中,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理念和经验,同时又要结合自己的传统和实际,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道路。     

长征中的统战往事

正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在多方面获得巨大成就。从长征初期对广东陈济棠方面的争取,到长征中期在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以及到达陕北后开展巩固胜利果实的统战工作等,有利于红军突破封锁和围堵,胜利到达陕北并站稳脚跟。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企业落地生根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把"党领导一切"方针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企业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中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基于珠三角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最核心的是价值观的融通,这是实质性城市融入的根本保障。同时,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需要系统性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为此,要在把握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中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通过夯实他们城市融入的现实基础、完善制度保障、优化人文环境和提升主体素质,加速他们的城市融入。     

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

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边政人员的选拔、培训、任用、待遇、考核等方面,逐渐从通行的公务员行列中分离出来,给了一些特殊的对待,然而,整个民国时期专门施行于边政人员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系统,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有效贯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边政人员在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作为。从整体上看,民国政府与边疆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