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概念,并且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新常态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浙江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基础,为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社会管理视野中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实践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自律自治、形成社会认同、促进多元融合、集结公民意愿、实现利益表达等作用。同时，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健全的政策法规来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拓宽领域，创新方式，特别是将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实践。     

县域医共体改革如何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在“强基层”战略推动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关键抓手。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构成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时间高度紧迫、医疗需求骤增的情境下实现有效应对，成为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聚焦整体性协同与组织重新整合两项核心元素，以浙江省县域医共体改革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改革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医共体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基层的应对能力，改革的完成情况与防范预警、医疗救治两个应对阶段的表现紧密相关，能力提升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与需求驱动的资源统筹机制予以实现。     

国有部门扩张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以ZCIPA参与山西煤改为例

ZCIPA参与山西煤改事件证明,已有关于金融危机时期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会更加有效的说法,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解释模式不能成立,相比之下,公共选择理论更加具有解释力。,首先,国家的主导地位使之能够有选择地控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活动,政府与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是决定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程度的关键;其次,从利益代表结构和政策形成体系来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具有法团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本质上并非法团主义。     

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制度改革——与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费建文的对话

新农村建设必须通过实施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来推进。现行土地制度已构成对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最大约束,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打破土地的制度约束,从中发展现代农业。而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破解土地制度约束的过程中,构建农村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作为政治问题的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在迅速城市化的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政府征地所引致的后果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 ,扩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征地已成为一场政治层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而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则为争取改革成功提供了一条可能性思路。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突出了关系国家稳定的政治性问题 ,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日益充分的条件。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