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

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通过对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网络民粹话语的梳理,形成了一个包含仇视官员、民族民粹主义、反体制、仇视富人、民粹司法和仇视专家等6个维度23个指标的民粹程度量表。运用这个量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发现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     

美国人为何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

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认为一切跟“国家”“政府”“公有”相关的部门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导致腐败,只有市场、私人企业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种“任资本的力量在苍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而导致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矛盾的加深,民粹主义抬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苏共在制定治国方略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这是苏共执政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苏共“超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民粹派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     

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度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是落后农民国度的特有现象。俄国所有各派别即最广义民粹主义共同的主要特征，是信仰和崇尚“人民”，以“平民化崇拜”反对文化崇拜；对资本主义怀着厌恶和恐惧，企图通过被理想化的农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外，本文还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同民粹主义在思想史上的联系和继承关系，并简介了民粹主义在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概况．     

反智的“精英主义”

在中国,"精英"或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对他们眼中所谓的"民粹"一直骂骂咧咧、捋袖揎拳,构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今天,当各领域的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又深入推进,但面临着"公众如何参与改革"的大问题时,他们又登台表演,围剿"民粹"。     

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 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民粹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发展,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会越来越深远广泛,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条件。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在迅速复杂化。如果一些国家的疫情状况,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疫情持续或恶化而难以控制,延续时间较长,经济社会代价很高,那么民粹主义在全球不同地方崛起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大。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