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重新理解"国家所有":类型、依据及其绩效风险

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 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 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宪法与民法典关系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宪法角度和法律三元分类角度看,民法典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比表述为"自然人"更合适。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就性质而言,民事主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权利,应避免使用"权力"之类术语来定义其内部组织或描述其功能。在数字化时代,民法典应着力保障在数字化背景下备受威胁的个人隐私权,促进民事主体实质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不宜承担公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