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论法院的组织结构——兼论中国法院的解构与重构

法院结构呈现出二元性、异质性和矩阵性特征.法院异质结构是政治现代化的外因和法院自身结构变化的内因双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审判权的专业化和行政权的科层化存在冲突,两个系统分而治之及法院行政决策权由法官(法官集体)来行使是整合的关键.结构同质化和科层模式成为中国法院的特征,法院改革就是实现同质化结构向韦伯型法院结构的转型.     

市场经济与传统伦理的创造性重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当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诚信危机,缘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社会交往方式以及价值追求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机制的局限性。如何面对厚重的伦理传统与市场经济的紧张关系,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精神,韦伯的研究无疑给予了深刻的启示:立足传统,并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动力。这主要包括崇高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引导、经济个体的活力的激发以及增强经济组织的凝聚力三个方面。     

韦伯的忧虑

“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着‘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或许他们以为不劳自己费心,经济成就可以自然地克服这一切(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和德皇的家长式专制)。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的借鉴价值

如何使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更有成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借鉴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应当确立科学精神,坚持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把军队政治工作真正当成一门科学来潜心研究;强化工具意识,借鉴其"理想类型"思想方法,创新和完善军队政治工作学的研究范式;秉持客观态度,忠实于自己深入观察和客观分析。     

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

"学术自由"和"价值中立"是韦伯大学论的核心。韦伯身处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交替的年代,他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对传统大学体制的冲击:即日趋官僚化的教育行政体制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表现出的忧虑,对今天处在相似处境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执行机构多样化的改革运动——实践、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

执行机构多样化的改革运动作为一场“管理革命”,在其宽广的理论基础之上,扬弃(有保留的修正)了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重新搭建起了全新的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革新了政府治理模式,形成了崭新的执行制度设计。     

多维分层与政治冲突:试析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政治冲突理论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认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应沉入社会层面,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中寻求恰当的解释。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表现,冲突与分层密切相关。韦伯是分层与冲突理论的两大思想源泉之一。韦伯对社会结构的划分是多维的,既承认经济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地位等非经济性因素在政治冲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冲突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将韦伯的分层与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简要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韦伯的这一思想。     

韦伯的官僚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至今仍是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行政体制模式。尽管于20世纪80年代,官僚制被普遍的质疑和批判,但不可否认其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总体上官僚化程度不足,因而不能抛弃官僚制,而应完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