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即时取得对占有改定的适用

即时取得是现代民法中保障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占有改定作为动产交易的一项特殊交付方式应当适用即时取得制度。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

本文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 ,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说与肯定说进行评介 ,认为在现代社会 ,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较动产有更多的依据。并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 ,认为法国、日本等未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实与其不动产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有关。我国乃实行实质审查主义 ,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我国有其制度基础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本文以农村经济市场化为背景 ,总结和分析了我国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缺陷 ,提出了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思路以及明确界定农民集体组织、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并赋予村农民集体土地取回权等具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完善措施。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相关规定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关系到所有权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实现,对善意取得制度予以正当化的过程就是界定其适用范围的过程;善意取得制度系动产占有公信力的表现,而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式,采登记公信力制度,故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之余地;观念交付因其自身的局限并不当然构成善意取得制度所要求之“交付”,法律应限制观念交付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物权行为独立性与善意取得制度相辅相成,分别给予受让人以债权保护和物权保护,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之功能可为善意取得制度所替代,无存在的价值;善意取得制度可类推适用于其他动产物权或其他民事权利的取得,但须满足占有作为权利外观之基本前提。     

论处分查封之物的法律效力

在财产被查封的情形,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擅自处分查封之物的,不得对抗执行申请人。查封的对抗效力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同处分权能和合同效力无关。查封不影响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也不影响处分查封之物基础合同的法律效力。查封具有禁止处分的法律效果,即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分查封之物,否则可能引发公法上的责任。在擅自处分查封之物时,善意取得与公示对抗是两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模式。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规则不应也无须适用于查封之物,否则会影响体系融贯,并导致制度重叠问题。查封制度具有独立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则,即查封的公示对抗规则。在公示对抗规则之下,执行申请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得到了妥当平衡。     

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司法适用

2011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第28条正式为股权善意取得确立了规范基础,但在适用情形、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方面均不清晰,给司法适用带来很多困难。结合现有规范及实务经验,股权的善意取得规则在司法适用上应以最类似的不动产所有权作为参照对象,通过对股权善意取得的具体适用情形、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得出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结论。     

关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思考

善意取得制度是确认所有权的一种价值判断 ,是对原权利人正当权利的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否定。应该明确其适用前提 ,保持其界限的严格性 ,只有这样 ,善意取得制度才是值得遵守的 ,这项制度的发明才能真正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标志     

对"财产权利之道德正当性"的论证——从洛克与诺齐克的权利理论谈起

诺齐克从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中推导出人们于国家和政府出现前即享有抽象财产权利,并通过个人劳动获得对某物的具体独占和支配的权利.我们可以对这种自然权利中推导而出的财产权利的道德正当性反思,并对劳动获取原则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接受洛克的限制性条款所致的财产权利和福利权利的矛盾性共存的困境进行梳理和质疑.在此基础上,John Hasnas所提出的"经验式自然权利"的解释更值推崇.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应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对应分析模型研究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和个体差异。研究表明:经济福利变化方面,失地农民农业收入普遍减少,非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且农民生活成本上升,家庭支出增加。虽然农民愿意对剩余的土地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投入资金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非经济福利方面,社会福利和生活福利均有不同程度改善,环境福利中景观破坏程度感受和土壤板结得到改善,但田块面积变化和破碎程度却有所恶化。个体差异研究方面,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较低的教育水平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长,且老人经济福利的状况令人担忧。     

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以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为例

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的更替过程越来越强调个人能力和高等学历的作用。但这种机制并不排除精英再生产逻辑的运作,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只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较高学历、中高级职称与高行政级别等阶层身份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具有代际再生产的特性。数据分析表明,在市场转型的头20年里,精英阶层的固化程度还不足以影响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