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

社会学理论总是试图清晰地描述并解释社会行动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生活世界 ,在熟知的基础上达到真知。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这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而 5 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则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并在“权宜性行动”、“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常人方法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给自己赋予的使命。     

"道"与"一"

道家的“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如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理念” ,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对道的含义之理解却始终充满歧义和困难。本文试图另辟蹊径 ,从道家经典文本中常用的“一”字入手 ,通过对其用法与含义的分析和解释 ,实现对道观念的全新阐释。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论邓小平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思想

邓小平用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来考虑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问题,认为提高人的素质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还要经过长期艰苦的主观努力。邓小平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提高人的素质的光明前景,又要看到提高人的素质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分阶段分层次推进。     

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与自然发展的冲突,是人类自身的行为造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循环经济是防范和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与冲突的必然选择。     

发展理念的哲学思考

发展根植于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对现有事物的否定与超越精神,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永恒目标。然而,在传统发展理念支配下,发展的标志要受制于“人类中心论”和“物本主义论”,由此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传统发展理念的形成直接根源于人类作为思想前提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上的误区。构筑“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实现本真意义上的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的终极指向是全面而自由的人。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基本问题

期待可能性是刑法中规范责任论的核心内容,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获得了普遍认同,我国刑法也有必要移植该理论。在判断标准上,应采取类型人标准,而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应当作为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     

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

生态良知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良知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善＂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个体化社会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产物,生态良知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现代人与自然的差异片面扩大,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便呈隐性状态,这是个性张扬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是生态良知存在的根基,理性地考察个体本位中的生态良知,对于当代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统筹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维

统筹兼顾,是事物所具有的整体和部分、均衡(平衡)和非均衡(非平衡)的辩证法在发展观上的具体运用和在方法论上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我国生态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提升.它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指向,而且具有直接的生态价值.在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将统筹兼顾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     

儒学思想与当前幸福观的构建

市场化和现代化不断在全球渗透、扩张，工具理性主义、世俗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挤压着幸福生活的空间。我国幸福度的提升遭遇了很多隐忧，越来越陷于物化和利益私我化泥潭的民众，享受着几何级数递增的丰硕物质财富，幸福感却没有随之增加。挖掘和坚守儒学幸福思想，有利于构建一种超越物欲、物役、“GDP崇拜”的当前幸福观，形成和谐社会的价值共识理念。引领人们实现更美好、更尊严的可持续性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