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景观”照“现实”：新时代信访制度审视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在维护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诉求、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营建社会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加速化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远远超出了既有信访制度的承载能力，因而使信访制度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全力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为了确保信访制度改革之路不至于走上“唐吉坷德式”的幻象之路，就需要立足新时代的现实，从总体性视角把握信访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人的原子化以及道德碎片化等新情况、新挑战，在合时代、合法律、合需求、合道德的语境下对信访制度改革作出回应。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网上信访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产物,有效拓宽了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渠道,成为推进信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呈现加速趋势的风险社会中,复杂和疑难信访事项不断涌现,加之线上数字化行动的主体缺场与压力型体制形塑的信访考核压力,网上信访治理时常陷入与信访人期望发生偏差的符号化境遇。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倾向与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命线发生了偏离,极易诱发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网络舆情、对信访机构的制度认同转化为信任流失以及个体理性转化为群体非理性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可以围绕聚合多元力量打造网上信访治理共同体、发挥前沿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确保主体在场以及加强信访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等方面进行尝试应对。     

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百年变局中迷茫的拉美北大核心

2019年拉美15个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有的抗议导致总统辞职、政府垮台;有的抗议引发社会动荡、流血冲突;有的抗议招致全国"宵禁",政府被迫放弃主办重大国际会议。一时间,多国动荡并发,同频共振,乱象丛生,被国际媒体称作"拉美之乱"。"拉美之乱"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最近40年罕见,构成2019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它既是拉美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更反映了百年变局中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的迷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国家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私密还是透明：智慧社会的隐私困境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的人们处于"裸奔"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还有隐私吗?除了我们所担忧的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以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大企业与政府组织可以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个人隐私。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智慧社会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对隐私的认知,在智慧社会中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发生了迁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技术上防范和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建构来维护隐私。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