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单片机与多传感器记录异常开锁多元信息系统的开发

异常开锁涉及开锁时间、震动、压力、开锁人的接近，以及开锁人的面部图像等多方面的信息，其中任意一个信息均可作为判断发案时间的参考。而如果能够收集到多个信息，则可以大大提高判断发案时间的准确率。因此，开发一种采用多传感器记录异常开锁多元信息的系统很有意义。该系统可以记录暴力开锁、插片开锁、猫眼开锁、锡纸开锁等异常开锁信息。系统由震动信息采集、红外信息采集、图像信息采集、压力信息采集、显示单元和单片机等六个部分构成。经验证该系统获得了准确度较高的输出显示。     

中国法下的商标“正当使用”制度——兼评《商标法》第59条第1款

《商标法》修法后再次回顾雅戈尔公司被控"DP"商标侵权案,发现我国对商标"正当使用"制度的构建仍然不够理想化。正确认识我国商标抗辩中的"正当使用"制度,不仅要在学理上辨别商标使用行为的界限,进一步明晰"正当使用"与"混淆可能"之间"微妙"的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法解释角度出发,将使用商标的行为全面纳入现行《商标法》所规范的"正当使用"的评价范围,并根据实践经验对认定商标"正当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类型化分析。     

刘震云:把写作当做一辈子的长跑

3月4日,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演。按照原计划,该剧之后要在全国巡演,但因为疫情,演出延期了。话剧《我不是潘金莲》是出品方鼓楼西戏剧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与刘震云的第二次合作。此前,刘震云在北京大兴看完彩排之后,很认可导演丁一滕“荒诞现实主义”的定位,还肯定编剧卓别灵的剧本:“气象非凡,才气逼人!剧本的广度、深度、向度都充满了极大的想象力。”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依法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举旗定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1938—1941年《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

全面抗战初期,坚持在华中敌后作战的新四军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敌后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和国民党等极力制造各种谣言攻讦、诬蔑新四军,以损害新四军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皖南事变以前,《新华日报》从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增进了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     

党刊精粹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01这次全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党领导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战略性决策,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     

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实现人民至上与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决议》提炼和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它既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中接续奋斗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南。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