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至上与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决议》提炼和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它既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中接续奋斗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南。     

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试析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立法后评估为例

立法后评估有助于了解立法实际成效,提升立法水平。长期以来,人大和政府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立法后评估实践为例,透过对立法后评估的基本现状及其问题的反思,我省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工作可从深化对地方立法后评估重要意义的认识、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常态化启动机制、强化公众参与和沟通、善加利用法律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完善。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逻辑——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驱动的视角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关乎气候安全与人类未来,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活方式等的整体性变革与系统性创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应是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活力社会的共同驱动下,以碳治理、碳交易、碳普惠为有力抓手和实践路径的动态渐进过程。为此,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夯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治理基础;又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企业低碳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还要重视发挥社会公众在碳普惠驱动下自觉践行低碳环保理念的作用,构筑全民低碳行动体系。     

重视房地产政策的社会属性——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及政策

房地产属于社会领域而非经济领域,如果一定要将其视为经济领域,也是社会属性极强的经济领域。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通过政府主导落实组屋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与时俱进满足人民住房需求,并以组屋为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国家管理,做好社会建设。组屋政策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重新理解"国家所有":类型、依据及其绩效风险

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 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 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基本情势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卫健委处级干部的分析

政府治理过程的履行和政策功能新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日益要求精细化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对干部队伍的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总体态势上看当前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受重视;从产生来源看,由本系统内部提拔产生或从其他单位同级交流选用,是配置专业型干部的主要方式;从职务变动看,无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在本系统内部实现岗位变动的情况居多;从实践历练看,专业背景并不是专业治理能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实践锻炼的作用更加显著。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个人自身素养、组织关注和培养力度、区域及行业系统干部队伍的已有基础以及基层干部队伍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加强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当前情势下更受关注。但是,专业治理能力并不局限于专业背景,实践岗位历练同样重要。在重视"一把手"岗位的同时,也应关注能起优势互补作用的班子配备。还应以系统性思维从扩大专业化选拔的范畴、提升专业化精准化培训绩效、加强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同步推进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