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

被害人承诺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涉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只有严格区分和限定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

鉴于自由刑的不足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需求，有必要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更新理念上的重构，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之下，法院对被告人确定的刑罚可由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之刑共同构成，且互为消涨。在行刑实践中，建立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之间的易处转换制度。     

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是尊重私权、善意司法的表现

杨浦区检察院提出起诉书诉前向被害人公开这一论点。实际上触及了我们在司法中长期忽略的尊重私权和善意司法的问题。这不仅是起诉书向被害人提前公开问题。而是涉及诉前与被害人沟通这一环节，所以使用“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更为合适。     

试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相互作用及其角色转换

在犯罪过程中 ,虽然加害人是行为的主体 ,被害人是行为的客体 ,但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 ,这种相互作用贯穿于犯罪的全过程。同时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位移和角色转换。     

社区矫正的新发展——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热门话题,而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两者有很多相似的理念,也有很多不同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大多还是处在围绕犯罪人进行矫治的理念阶段,而恢复性司法增加了对被害人,社区的关注。通过比较,发现现有社区矫正工作的不足,因而有必要对恢复性司法进行运用。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法律尴尬与合理解脱——兼论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若干法律适用之尴尬。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告知被害人

一、被害人对不批捕决定应享有告知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复查申诉案件规定》第5条第一项规定: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申诉,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管辖复查。司法实践中,常有被害人不服不批准逮捕决定,通过申诉复查的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形。但他们都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