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民族社会控制系统分析

民族社会控制是民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是一个系统的调控过程 ;民族社会控制主体是个体、群体、组织与国家的有机结合 ,而民族社会控制的对象是民族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 ;民族社会控制的目标是民族社会秩序。它们与控制规范、控制手段共同构成了民族社会控制系统且处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     

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

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颇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宗族势力的迅速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农村基层政权受到冲击,社会治安秩序遭到破坏;二是干群矛盾的日渐激化,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三是社会治安形势的异常严峻,使广大群众的安全感受到威胁,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受到严重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公安机关应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和防范措施。     

构建与新型社区管理相匹配的警务机制

针对基层派出所防范管理主业还未完全凸显,基础工作信息体系还未完全构筑,群防群治网络还未合理严谨的问题,应通过着力推进社区治安巡访机制,强化情报信息和人口管理意识,以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严密基层的阵地控制,整治治安问题突出地区,继而调整管理防范的薄弱部位,实施新型社区警务战略。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为 :村级治理推动了乡村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维护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论治安学与治安管理学的区别

通过对治安学与治安管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范畴以及学科地位的分析、比较可知,治安学是公安学的子学科,隶属于法学;治安管理学又是治安学的子学科。它们是一种从属关系。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续上期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部分主要论述维护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策与措施。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反对不正确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 ;二是依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 ,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三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 ,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是评析对策与措施的实施效用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建设的思考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是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一部分,是把握社会治安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它的建设要按需设计,充分挖掘各方资源,搞好系统的整体规划,处理好系统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的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努力推动治安行政管理在理念、法制、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