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重新理解"国家所有":类型、依据及其绩效风险

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 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 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     

宪法与民法典关系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宪法角度和法律三元分类角度看,民法典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比表述为"自然人"更合适。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就性质而言,民事主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权利,应避免使用"权力"之类术语来定义其内部组织或描述其功能。在数字化时代,民法典应着力保障在数字化背景下备受威胁的个人隐私权,促进民事主体实质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不宜承担公法功能。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