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公众信任、政务服务质量与持续使用意向——基于PLS-SEM的实证研究

政务服务中心在政务服务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关议题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探究公众信任、感知质量、公众满意及持续使用意向间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不仅能促进政务服务中心提高服务质量,还有利于政务服务改革的顺利推进。在构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开展实地调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众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政务服务中心信息质量、系统质量与服务质量;相较于累积满意度,各维度质量对特定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特定满意度和累积满意度均显著正向影响持续使用意向;同时,服务经历、年龄、服务次数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结果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互联网+基层思政工作调研报告

一、做法与成效(一)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建设,积极抢占思想阵地广东省在互联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建立健全新媒体政工平台。推出广东政工网络专栏,并联动开设政工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成为全省政工人员的权威“信息中心”。广东政务新媒体在数量、质量上都居于全国前列。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主流媒体加快向全媒体转型,推出“南方+”“广东网络广播电视联盟”等全媒体融合平台,开拓了思想政治工作新空间。     

《公共卫生安全,律师代表委员有话说》系列报道之一:补齐法律与经济制度短板 推进禁食野生动物决定落地

又到一年“两会季”。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两会未能如期而至。尽管如此,却丝毫未能阻挡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智慧。3月2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座谈会。270多位政协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围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以宣传教育、法治保障、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建言咨政。由于具有“天然优势”,律师委员的发言和意见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疫情是一面镜子

今日中国,点滴爱心善意汇成慈善的洪流,民间蕴含极大的社会动员潜力。公益慈善机构在这次防疫济危中同样未缺席,各地的爱心捐赠通过多种渠道向疫情重灾区汇聚。1月27日,杭州市发布公告称,每天的捐赠款物收入和支出情况在《杭州日报》公示,并同步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杭州红会的做法受到广大民众的点赞。相形之下,湖北红会因信息披露被动、反应迟缓、損赠物资发放不及时不到位、分配使用不合理而饱受质疑,相关人员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论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维护生态、保护环境不仅要依靠政府的职能和企业负责任的行为 ,公众同样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 ,但关于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问题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结合国内外有关情况对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初步的探讨 ,意在为环境保护实践中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众参与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环境知情权在我国的发展探微

环境信息权是社会公众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本文分析了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制度经历的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一般到具体、逐步扩张的发展过程,并结合现状对未来我环境知情权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