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理论与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办案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独立办案本身就是体现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楚党的领导是指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织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内部得到贯彻落实,依规依法管人管事管案,发挥整体性的引领、管理、监督、保障作用,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省内聚焦

A1月1日起,我省4条高速公路按"分路段+分支付方式"的模式对货车实行差异化收费。同时,使用ETC的新能源牌照汽车在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时将享受15%的通行费优惠政策。B1月4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成立了全省首家胎儿医学科,旨在研究胚胎、胎儿的病理生理,研究胎儿疾病的诊断、治疗,提高胎儿的存活率及生存质量,为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奠定基础。     

“开设赌场”之担任代理:为二元期权网站招揽会员的经纪人

目前,实体赌场已经很难见到,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却让不法分子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寻求网络上更为隐蔽和便捷的“地点”开设赌场。本案中看似是二元期权网站,实则是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相同的赌博网站。那么,被聘用的推广市场总监的行为是否也构成开设赌场罪?参与赌博的经纪人该如何定罪呢?本文将以案说法为大家明晰答案。     

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方式与适用事由

通过分析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重复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可以发现，在对重复仲裁应否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和适用何种事由否定裁决效力等方面，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均存在严重分歧，亟待形成理论共识与一体规则。首先，对重复仲裁进行司法审查存在法本质、法价值、法监督、法救济层面的必要性。若排除对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导致我国重复仲裁乱象丛生、难以遏制。为此，应当结合事项、主体、例外三大标准对重复仲裁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其次，为避免审查事由的适用产生歧义，可以在“违反程序”法定事由中明确纳入重复仲裁，或单独规定重复仲裁司法审查事由，由此否定重复仲裁裁决的效力。而由于缺乏关联，应排除适用缺少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其他事由。     

父母与子女间房屋交易行为的真意判断

【裁判要旨】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父母与成年子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房屋出售给子女,如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仅以获取子女之小孩学区资格为目的,应依主客观情事综合认定该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子女配偶抗辩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实为赠与,应负相应举证责任。     

互联网情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前提是竞争行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互联网经济被称为“眼球经济”,信息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竞争的维度从同业竞争转为跨界竞争。互联网情境下解决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企业名称权之间的冲突,应根据所涉权利的具体使用方式、使用行为来认定。     

制作、销售学习平台辅助程序的定性

【裁判要旨】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并非选择性罪名,其指向的目标犯罪属于类罪,包括侵入、非法控制、非法获取数据、破坏等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学习平台辅助程序以机器浏览方式非法访问学习平台,并利用该访问改变学习平台内原有数据,侵犯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可信性和预期功能。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行为的刑事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催生了各类融资平台的产生。同时，平台又借助明星代言人的宣传扩展自身的业务及影响。一旦产生金融风险，将叠加明星效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冲击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通过梳理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的相关案例，对其逻辑动因作初步阐析，分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痛点困境，提出增加虚假广告罪主体、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进而增强刑事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