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年版)》的通知(京统发[2019]131号)

市局所属相关单位,各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调查队:《北京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年版)》已经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统计局第17次局长专题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构建和谐社会在监狱系统的初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突破、新飞跃。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都在研究规划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探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构建。那么,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应如何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呢?     

对强奸罪最新司法解释的一点看法

2003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批复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无论是针对适应当前卖淫犯罪趋向低龄化的特点,还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避免客观归罪、维护刑法“…     

完善单位犯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在立法模式、主体范围、处罚原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中德监狱受刑人法律地位演变及比较

德国和中国的监狱受刑人法律地位各有不同的演变。中德法律都通过立法形式对受刑人享有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 ,并注意集中的专门规定与各章节具体条款内容的规定相结合 ,而对专门条款都采用重点列举兼概括规定的形式。     

控辩平等与法律监督

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看,我国关于刑事法律监督制度的立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监督手段有限、监督措施乏力、监督程序简单等。因此,为了提高我国刑事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应当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的发现机制、增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明确被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细化刑事法律监督程序,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