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马克思主义与内在关系哲学——如何用可研究和解决的"矛盾"取代神秘的"悖论"

大多数人在理解马克思时所遭遇的问题,不仅源自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复杂性,而且源自其概念内涵的多变性。这种特别的做法可归因于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它是马克思辩证法和他对抽象化过程(将我们内在的有关联的世界分解为最适合研究的"部分")运用的基础。马克思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体现于那些他所认为的必要的用以捕捉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不同的抽象的语言对应物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范畴,尤其是"矛盾"范畴,是这一(抽象化)过程的好的范例。     

并购悖论研究述评与展望

并购悖论是指全球超过一半的并购失败率与持续高涨的并购浪潮之间的矛盾现象。笔者综合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文献,回顾了并购悖论产生的历史,归纳了并购悖论的六大表现,并分析了并购悖论产生的六大内部动因和九大外部诱因。笔者认为,并购悖论的根源是对企业性质认识的偏差,关键是对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的理解。     

无法摆脱的困境:唐甄的廉政思想及其悖论

唐甄是明末清初对专制君主提出大胆批判的重要思想家,他对封建官僚制度下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他把防治腐败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任用、监管官吏上,这是唐甄廉政思想的核心理念。为此,唐甄提出了一系列防治腐败的具体措施,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选用、管理、监督官吏。但是,面对政治腐败,他一面将腐败的根源溯及于君主,而另一面又将根治腐败的希望和责任寄托于君主,在理论上陷入矛盾不能自拔。     

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与实践悖论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审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以及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悖论。首先,差序信任格局中的央地政治信任结构"异化"集中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众对政策的选择性运用以及央地两级事权分殊和地方政府有责无权的困境。其次,在政治信任维系与现实利益支持的博弈过程中的信任关系"异化"则表现为政治体系刚性合法性需求与权力"异化"以及民众特定支持与经验性利益博弈特征。最后,政治价值实现与效用替代的共存悖论则成为政治信任功能"异化"的重要表征。由此,破解信任"异化"和实践悖论亟待政治系统敏锐洞察民众需求,回应群众期待,提升政治信任质量,从而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