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的"人民"定位及其实践悖论

围绕"人民"话语的宣示性表述,是当代西方政党的共同特征,但其现实实践与话语定位却存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人民绝非西方政党政策清单的首选项,资本利益和本党利益永远高于、先于民众利益;民粹主义政党也并非人民的代表,其政治动员实质上是对大众意志的裹挟和绑架;西方政党制度越来越僵化和失灵,日益丧失民众信任。高扬的"人民"话语与"去人民化"的实践,成为西方政党政治难解的悖论。     

群众路线的品质特征与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提升

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对每一个政权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人民群众的低政治信任影响到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绩效以及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优秀的政治传统,其中以"逆向参与"为特征的群众路线,从三个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一,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党和政府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二,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人民群众增强自己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全景回顾与未来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政治信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第一,学界对政治信任涵义的理解主要有政府信任说、政治体系说、社会信任说、政治机构说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二,学界主要从体制性信任、政治机构与人员信任两条进路对政治信任进行本土化的可操作测量;第三,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出政府信任差序化、政府信任阶层差异化、政治信任U型分布、政治信任流失加剧等核心特征;第四,国内学者解释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路径主要有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个人特征路径以及媒介传播路径;第五,政治信任的高低变化对政治参与行为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今后国内学界应从建立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注重政治信任基础性数据的收集、注重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分析、注重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全面系统研究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等五个方面实现政治信任测量的精细化,以期深入把握国内民众的政治信任现状,提高实证研究对民众政治信任培育和提升的分析力和预测力。     

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全景回顾与未来展望

政治信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第一,学界对政治信任涵义的理解主要有政府信任说、政治体系说、社会信任说、政治机构说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二,学界主要从体制性信任、政治机构与人员信任两条进路对政治信任进行本土化的可操作测量;第三,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出政府信任差序化、政府信任阶层差异化、政治信任U型分布、政治信任流失加剧等核心特征;第四,国内学者解释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路径主要有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个人特征路径以及媒介传播路径;第五,政治信任的高低变化对政治参与行为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今后国内学界应从建立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注重政治信任基础性数据的收集、注重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分析、注重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全面系统研究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等五个方面实现政治信任测量的精细化,以期深入把握国内民众的政治信任现状,提高实证研究对民众政治信任培育和提升的分析力和预测力。     

民族信任模式演化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悖论

当前民族地区民族信任模式演化的理论逻辑主要表现在：随着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以人际信任为主的民族信任模式正向以制度信任为主的民族信任模式转化.然而在民族信任模式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现实悖论,主要表现为：网络信任的异化、政府信任的危机和政治信任的悖论.这些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现实悖论成为当前民族信任和谐关系构建的绊脚石.     

基于公共政策视域下的政治信任研究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是提升政治信任的主要途径。     

互联网时代政府与民众双赢性共识的建构——基于博弈思维的探讨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博弈是重要的政治过程。从博弈的思维出发,因互联网所具有的中介性、低自主性、场效应的特性,促使二者之间的博弈呈现出博弈主体力量的非对称性、博弈方式的情绪化导向以及博弈过程的"O2O"等新的特征,为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话语共识、社会共识、法治共识提供了可能。基于博弈主体的平等化、合作性博弈策略的选择、回归法治秩序下的良性博弈以及博弈结果的制度化则是双赢性共识建构的有效路径。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社会转型视阈下的政治情绪:内涵、表现与发生机理

政治情绪意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消极的政治体验和感受。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情绪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个体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政治情绪的表现所导致的消极影响是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面前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难题。社会转型是政治情绪产生的根源,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人类心理、经济利益、政府过程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异化"则是政治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这些方面又相互联结、交错融合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情绪的发生机理。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政治信任的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公共信任理论是公信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直接理论来源。政治公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政治信任与执政党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规范、执政绩效、制度规范与法则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政党要赢得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信任,必须善于开发其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利益整合能力、施政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合法性资源。政治信任的动态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持续积累,民主政治与有限政府的运作,建设和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以及制度化不信任的规范体系。     

农地制度改革40年:一个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是:责任制、家庭经营、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经营体系。农地制度改革折射出40年里国家治理层面的逻辑转换。在激励逻辑上,表现为"生产性激励"向"治理性激励"的转换;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经营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的转换;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管控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换。未来农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乡村分化、财政约束和央地关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明确若干操作性路径。     

政治信任的概念、特征与价值

政治信任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一国普通民众对该国政治系统的一种隐性支持,这种隐性支持建立在将公共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期待之上。政治信任具有历史延续性、层级延展性、流向的垂直性和变迁的非对称性等特点。政治信任是一国政治发展的心理基础,其在该国政治发展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信任奠定了政治稳定的基础;二是政治信任扩大了政治改革的空间;三是政治信任深化了政治合作的前提;四是政治信任增强了政治参与的动力;五是政治信任节省了政策运行的成本。     

“节俭悖论”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北大核心CSSCI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节俭悖论"以及过度刺激消费的结果,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实践上的悖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遏制对资源环境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当的消费需求,鼓励适度健康消费。消费政策取向则应增加普通居民收入,挖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鼓励节能环保消费的增长;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现状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结构化"特征最为明显,"中产化"特征并未改变,"碎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尚未发展到"断裂化"的程度。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恶化,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以及政治上的蓝绿恶斗,都是影响到台湾社会关系复杂化的主要因素。而社会阶层关系会对台湾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选举政治生态和政党的政策走向、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微观基础:利益博弈

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不仅是城乡之间的非均衡,而且还存在与农民需求相偏离的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研究发现以上三种非均衡供给产生的根源不仅仅是财力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背后存在一种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利益博弈。城乡利益群体间、央地政府间及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导致了三种类型的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出现。因而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构,构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间利益博弈的新规范,进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