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心”难操,“奉献关”难过,“隔心墙”难拆 有了“铁饭碗”,村干部心还乱?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多省基层调研发现,村干部专职化进而“行政化”已成基层现实。大量工作任务涌入村级组织,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转向全脱产,收入也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虽然有了“铁饭碗”,但不少村干部心态发生变化。村干部角色专职化背后,仍存一些问题待解。     

数字赋能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理论解释——兼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

农村基层权力监督体系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和学术命题。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制度约束、外部监督、民主参与、权力制衡和协同治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基层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的典型，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中具备并加强了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浙江省作为基层公权力监督改革的试点省份，正在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克服了线下运作中的制度缺乏刚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提升了制度运行刚性、外部控权力度、民主参与效能、权力制衡韧性和权力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了监督效能。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乡村振兴重在强村富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维度系统布局、协同发力,其中“强村富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着力点。“强村富民”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归宿和落脚点,也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筑强村级战斗堡垒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率先摘帽退出的国贫县,近年来,林西县委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紧紧扭住队伍建设、载体创新、阵地巩固、组织设置、制度落实等关键重点,筑强村级战斗堡垒,引领农村基层基础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疫情下中国经济急所

疫情在短期对经济产生冲击,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在此特定阶段,中央政府应提前准备,考虑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进行阶段性兜底或者补助,推进启动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上众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投资,促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