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分析

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其本身应该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将其结构与功能看作是一对基本研究范畴,需要从比较历史研究的维度、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维度和系统分析的维度进行研究。从国外法院发展史角度来看,法院具有共通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其成长的渐进性、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科学性和组织自身的变革性。随着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