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悟“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以其显著的人民性、时代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为党和国家如何在政治上对待人民生命及其相关事务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遵循,具有深刻的生命政治哲学意蕴。"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理念是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关系、国家治理与人民群众生命权利的关系、社会公正与人民群众生命解放的关系等一系列关系的重大时代命题。因此,这一理念所具有的生命政治哲学意蕴和深厚人民情怀就集中体现为在确保生命安全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维护生命权利上坚持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相统一、在实现生命解放上坚持国家的制度完善和人民群众利益全面实现相统一。     

黑马学校的魔方效应

在天安门东南约20公里处,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原是北京市大兴区一所再普通不过的学校,近年来却成为异军突起的黑马。2020年,该校有8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本科率达98.7%,而当时这批学生的中考成绩在区里均排1300名以后。该校校长王教凯说,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是让先进的教育观念可操作化,让每个孩子在丰富课程中个性化成长,保持生命状态的生机与舒展。     

公共卫生立法:打造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法治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抗疫成为2020年的鲜明底色。坚持以法治方式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公共卫生立法成为贯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工作的主线之一。     

“生命共同体”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探析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遽然暴发和肆虐蔓延再一次警醒我们要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给予高度重视。正确把握“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从主体的一体性与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尊重自然的内涵,在顺从规律和违背规律的利害比较中把握顺从自然的内涵,在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显化保护自然的内涵,这要求我们在保护自然的实践中兼顾生产与需要的辩证统一。     

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

1950年2月,访问苏联归来的毛泽东同志开始了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东北之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首次到外地视察,也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黑龙江省(1954年8月原松江省与原黑龙江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视察。2月27日晚,毛泽东同志为原中共松江省委题写“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中共哈尔滨市委题写“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团代会题写“学习马列主义”。五幅题词把毛泽东同志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定格在几张宣纸上,也把开国领袖对黑土地的深情厚望留在黑龙江省干部群众心里。这五幅题词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深刻关切的几个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