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2021年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

记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今年中国元首“云外交”活动十分密集,您对今年的外交工作有何总体评价?王毅:2021年,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来说,都是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     

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评价与影响因素 ——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从个人、家庭、企业、工作四方面，探究了我国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利益、自我发展、 家庭责任、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考核标准、薪酬制度、企业文化、工作量、工作要求、工作环境对煤矿一线员工 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支持对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同年龄、 不同工龄、不同收入的员工，过度劳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工龄越长、收入越高的员工过劳程度更高。 总体上看，煤矿一线员工普遍存在过度劳动且较为严重。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日本共产党"在野党联合政权"构想评析

在自民党政府右倾化加剧的背景下,日共基于自身"在野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经验,在二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在野党联合政权"构想,并在二十八大上将实现这一构想上升为政治任务.该构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在野党联合政权"的性质、建立步骤、目标与任务、分歧处理原则等.日共推动构想实现的主要举措是,呼吁推翻自民党政府的统治,积极与其他在野党进行磋商,倡议在野党尤其是日共实现"党势跃进",推动市民与在野党开展联合行动,与其他在野党进行选举合作.该构想虽然获得日本部分群体的积极响应,但要真正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     

基层党建

兴义市:激发“四核动能”推进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兴义市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激发组织建设、思想教育、人才培育、履职尽责“四核动能”,推进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组织建设强堡垒。推进“党建入章”,优化组织设置,大抓支部建设,创新开展“星级党支部”和“党员示范岗”评选活动,推行党员积分管理,建立党员考核评价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