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使命 回应需求 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将实施之际

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冒名顶替入刑”,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到“高空抛物入刑”,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到“现实版药神案”……随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上述社会热点话题得到明确回应。     

监狱劳动合理化论纲

监狱劳动是自由刑执行中的基本内容,也是矫正、惩罚罪犯的重要方法。为适应自由刑行刑科学化的要求,监狱劳动应当合理化。监狱劳动的合理化,要求合理定位监狱劳动的目的、合理确定监狱劳动内容分配的标准和应考虑的因素、注意监狱劳动内容和执行地点的合理变更以及确定监狱劳动报酬的合理数额标准。     

《竹刑》:中国律学的开山之作

针对邓析所作的《竹刑》系刑法典的传统说法,本文提出合理的质疑,认为邓析作为早期名家,擅长于法律方面名实关系的厘清。因应当时成文法的公布,邓析从刑法入手,致力于刑法名实关系的解析,其成果就是《竹刑》。《竹刑》并非刑法典,而是一部对国家刑事立法进行注释和辨析的学术著作。邓析开私人注律传统之先河,《竹刑》乃中国传统律学的开山之作。     

论短期自由刑的存废

自由刑是剥夺或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在各国刑罚体系中 ,自由刑处于中心地位 ,是最重要的一种刑罚。自由刑分为有期自由刑与无期自由刑两种。有些国家在有期自由刑中又单独规定了短期自由刑。我国刑法关于自由刑的规定属于此种情况。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种类 ,除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外 ,还有拘役和管制这两种短期自由刑。从刑罚的发展历史看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主要适用死刑与肉体刑 ,自由刑尽管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 ,但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广泛的运用 ,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主要的刑罚。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如同一切事物一样…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一七三”工作模式 实现矛盾不上交

织就一张网、完善七项制度、规范三个工作流程,甘肃省靖远县刘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顺应时代新要求,以规范促发展,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探索建立"一七三"工作模式,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助力实现矛盾不上交。近两年来,刘川镇调委会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29件,调解成功率99.6%,纠纷涉及金额210万元,实现了...     

重构管制刑之思考

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方法,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它曾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分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愈来愈显现出种种弊端,致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刑罚功能受到损害,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我国管制刑进行改革。结合中外有关限制自由刑的规定,建议废除管制刑,增设符合国际刑罚改革趋势的新刑种——社会服务刑,使我国的刑罚体系更趋科学、合理。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从实证角度分析“民转刑”命案特征及预防

“民转刑”命案通常是由民间私怨不断升级,怨气长期积累导致一般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具有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从矛盾发生到出现刑事后果具有较长的期限,外界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力量去干预纠纷,化解矛盾。“民转刑”命案在犯罪学上就犯罪预防来讲有着充分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民转刑”命案的一般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探寻该类案件的预防基础;另一方面从纠纷解决机制上增强调解的社会效用,将可能升级成“民转刑”的案件及时“灭活”,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