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违法性探析——从中英刑事违法性的比较谈起

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与英国刑法比较,中国刑事违法性在刑事立法上存在附条件刑事违法性问题、不完整刑事违法性问题、不存在刑事违法性问题.中国应重新研究刑事违法性,不断完善刑法制度,以避免与签署的国际公约或其他多边协议发生冲突,更好地履行相关义务.     

论我国死刑案件刑事检察政策

我国现阶段死刑案件刑事检察总政策是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其实施和发挥作用要凭借我国刑事检察职能,落实在具体的刑事检察实践活动中。其现阶段价值取向定位是侧重保障人权,兼顾惩治犯罪。以诉讼阶段或环节分类,我国死刑案件具体刑事检察政策分为立案监督检察政策、批准逮捕检察政策、侦查监督检察政策、审查起诉检察政策、提起公诉检察政策、出席二审检察政策、复核监督检察政策和执行监督检察政策共八类具体刑事检察政策。我们要正确把握死刑案件各诉讼阶段或环节的刑事检察政策,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我国严重犯罪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     

论刑事被害人的界定

科学地界定刑事被害人是建构刑事被害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学者对刑事被害人的界定 ,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 ,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足。通过比较和分析 ,刑事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或权力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非国有单位和国家     

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原则与实现

域外刑事管辖权是域外管辖权的一种,是指一国超越其领域范围的刑事司法权利,也就是一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及于一国领域之外的人或行为,意味着一国刑事管辖权的域外扩张.关于各国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国际法已经形成一系列原则.就我国而言,要实现域外刑事管辖权需做好两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二是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密切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为此目的,双方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刑事司法协助一、双方应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二、司法协助系指被请求方为在请求方进行的刑事调查取证或诉讼所提供的任何协 助,无论该协助是由法院或其他机关寻求或提供。 二、第一款所述“刑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所规定的与犯罪有关的调查取证或诉讼;在加拿大方面系指联邦议会法律所规定的与犯罪有关的调查取证或诉讼。     

刑事电子证据合法性探讨

刑事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了对其合法性的认证应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刑事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证据形式合法,取证主体、程序和方法合法,证据来源合法。对非法刑事电子证据应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采用,以实现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最佳取舍。对违反法定程序的且其严重程度足以影响其真实性的或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刑事电子证据一般应予排除。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反思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刑罚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目前存在着过度解读或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象,应完整、科学地把握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使该政策在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工作中能够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     

刑事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

刑事职业禁止性质上属于我国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强制隔离措施,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职业禁止应当由人民法院以刑事决定的形式,在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前作出并实施,应当允许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参与到刑事职业禁止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并给予当事人复议和申诉的法律救济。行为人违反刑事职业禁止决定,应当承担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罚处罚。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现代化取向的实体法解读

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正逐渐注入我国刑事实体法之中,其必然性结果是促使我国少年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成熟。然而,在我国,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实体法的注入,主要不是通过人大对刑法典的制定或修改来进行的,而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和2006年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了我国少年刑事政策以及少年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也正因此,在上述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刑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冲突或紧张关系。要想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刑事法之间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独立的少年刑法制度。     

论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侦查过程中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重塑

<正>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由公安司法机关适用的暂时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手段。在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逮捕是最重要也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完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且延续较长时间,在刑事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功能、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发挥着或应当发挥补充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的功能,由于现行体制的形成,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预先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经验性事实,因而导致其先天性功能缺陷.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变现行"二元一级"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解释势在必行,以期实现刑事司法解释的主体单一化、内容准确化、形式统一化和程序规范化.     

刑事侦查视野下追缴犯罪所得探究

刑事追缴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违法所得为对象,以没收或返还被害人为目的,通过查封、扣押、冻结等手段实施的司法强制性措施。刑事追缴兼具程序和实体意义,其本质是一个对违法所得进行收集、控制并分类进行处置的过程。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就追缴作系统性规定,有关刑事追缴的主体、范围、手段等问题都需要予以明确,并明确赋予公安机关刑事追缴职责及实现刑事追缴手段措施,适度扩大刑事追缴对象范围,健全善意取得不追缴制度。     

刑事照相底片档案的保存和底片划痕的修复

刑事照相底片档案又称胶片档案,是指在刑事照相中使用照相机,采用可见光或不可见光使感光胶片发生光化学反应,对案件发生的原始情况、痕迹物证等作的影像记录。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概念之再推敲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强制措施概念的通说缺乏准确性、科学性,未能揭示出其本质特征,以比较法为视角对刑事强制措施概念进行反思性研究具有必要性。从应然上讲,刑事强制措施应当与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应起来。据此,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内涵应界定为:公安司法机关依法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其外延应包括:对人的强制措施、对物的强制措施和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等,从而建立起具有完整性、层次性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刑事政策制定的原则及依据

一般说来,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一、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刑事政策制定的原则是指制定刑事政策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主要准则。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制定的原则主要有:1.法治原则法治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法治的精神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刑事政策作为治国的一种策略,是公权力实现的重要方式,刑事政策的行使必须符合法治主义原则。其主要体现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必须受宪法制约。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平等原则等对刑事政策的制定起着…     

调研数据

▲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已有298个截至201 2年2月份,全国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共298个。我国不少检察院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专业化的路子,逐步形成四种组织模式:一是设立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二是成立由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参加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办公室等机构;三是在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办案组或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四是在管辖范围不大、交通便捷的市,指定一个基层院办理全市的未成年人刑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基于国内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应当从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轻罪案件领域展开,以回应被遗忘权在刑罚与伦理层面的价值需求。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