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叙事模式下的清帝《逊位诏书》研究及其启示

一 长期以来,主导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以至整个辛亥革命史理解的多是一种革命叙事。无论是对于清帝《逊位诏书》研究还是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人们常常将其放置于一个内部反抗晚清政府、外部抗争列强入侵的革命史背景中去论述和审视,这种认识大抵不错,但就整体而言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和简约,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

本文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被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其中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还有另一个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的精神基础。《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当时民国的宪法精神。本文论述了《逊位诏书》所包含的政治宪法学要义，并揭示其对于当今中国宪制转型的启发性蕴含。     

共和政体与国家建设:中国近代宪政史反思

<正>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11年经历了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12年又迎来共和肇始与清帝逊位的百年纪念。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提示我们中国共和建设所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在共和政治的起步阶段,民国政府就被迫面对旧秩序的解体与险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全面危机:边疆爆发列强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作为共和政体基础的国家缺乏基本的制度能     

“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引言 大革命与大妥协

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从此结束了帝制,走向了共和。百年后,当我们隆重纪念这场革命,再回首审视时,必然会有新的感悟。那次伟大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许多政治经验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新的启示。本刊推出本期主题研讨,希望仅从清廷《逊位诏书》的角度,总结和反思这场伟大的革命。     

关于古代中国君主统治合法性的一点思考

合法性作为政治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政权维持的必要因素之一。西方学者利用合法性理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封建时代的中国稳定维持了两千年,本文利用合法性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封建政权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传统的合法性理论,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     

国际法视角下对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的反驳

今年年初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划为菲律宾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影响了两国关系.本文将运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条约反驳菲律宾的行为,证实该法案的不合法性以及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对南沙群岛不容置疑的主权.     

从南海九小岛事件看民国学者对南沙主权之论证

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日、法两国进行了所谓的"主权"交涉与争论,分别以臆测的国际法某些说法为其侵略行为张目。民国学者吸收和借鉴中外法学家的学说,对国家领土取得原则进行论述,尤其是利用"先占"理论,剖析法、日所持理由或所谓法理依据的荒谬,并论证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由于对南沙属我的历史依据准备不足,以及对国际法某些理论的掌握程度不深,致使某些学者在研究问题时有一定理论与史实的偏差。     

公法上领土概念的形成与建构

领土作为古今政治和法律的重要概念,皆以领土的地理概念为基础.在法律上,最初的领土概念只是私法意义的一个权属概念,即领土为君主或国王所有和控制的地理范围.但伴随着主权概念从君主主权演变为国家主权之时,领土概念也就由私法上的权属概念演变为公法上的权属概念,其国家权力属性日益彰显,并衍生出三种国家领土学说:主权对象或客体说、国家的构成要素说和统治范围说.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反主权学说,又将国家领土带入了另一个认知领域,即一些公法学家拒绝了主权概念所支撑的积极主义或实质主义的领土观,走上了一条消极主义或形式主义的领土解释之路.他们要么把领土看成是对统治权力的一种地域限制,要么将领土与国家统治权的关系割断,把领土解释成纯粹的法律的效力空间,从而奠定了当今公法学上并行的两种领土概念: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领土概念.     

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独立的的司法主权。自清末以降,政府和民众为争取国家司法主权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大了维护司法主权的外交斗争力度。以1943年与美英两国订立新约为标志,最终实现了百年来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终结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以此为契机,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开端。     

历代中央政府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的态度考释

元朝以降,藏区纳入中央政府的正式管辖之下,其地方法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作为藏族长期以来法律表达与实践的赔命价习惯法也不例外。历代中央政府基于自己的法律理念或实现民族地区统治秩序的需要,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或禁绝,或放任,或在承认民族特殊性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之间适当地认可和规制。比较元明两朝与清朝和民国对藏区赔命价习惯法的不同态度和及其治理藏区的不同效果,不难发现有机成长的赔命价习惯法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央政府应该在认清其历史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司法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晚清司法改革动因分析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条约制度下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司法表现。晚清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企望通过修律新政以期挽救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统治,但其直接动因乃是肇始于收回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逐步形成的领事裁判权,从而维护固有的司法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法权历史现象。     

清代黔东南新辟苗疆六厅地区的法律控制

新辟苗疆六厅地区在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前是习惯法控制的社会。乾隆初年以后 ,国家实行灵活务实的法制政策 ,苗民之间的争讼 ,由民间依照苗族习惯法处理 ;苗民与汉民、屯军及熟苗之间的争讼案件适用清朝的法律。清朝还在这一地区设立不同于内地的管理机构和屯军 ,实行苗汉分治以及豁免赋税等政策。其法律控制的主导思想是保持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维护各族民众的利益。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 1881 -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试论清代、民国时期冀中农村土地买卖中的契约精神--以束鹿县张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为例

土地买卖是清代、民国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土地买卖契约是地权转移的重要凭证.考察束鹿县张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可以看出:其订立符合现代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其条款符合现代合同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其法律效力为当时国家政权所承认,体现了现代契约精神.     

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

四川民族混居地冕宁县保存了大量的清代司法档案，客观地再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实践的原始状态。详细分析其诉状并结合地方志等材料，可以看到清代这一地区的诉讼制度已较完善；各族民众将到州县诉讼作为纠纷最终解决方式已很普遍，已具有较强的国家法律意识；案件审断既能遵循国家律例及其规定程序，又能根据当地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以实现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