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财产性利益犯罪完成形态研究——以借据作为诈骗对象为例

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财产利益作为诈骗罪对象时如何正确判断犯罪既遂。从损失说角度出发,当诈骗犯罪的对象为财产性利益,行为人直接占有财物与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之间存在时间差时,诈骗既遂的时间应当是被害人受到损失之时。     

论分类的犯罪既遂标准

犯罪既遂的概念应当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并应与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相区分;"构成要件齐备说"难以承担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功能;从犯罪既遂角度划分的犯罪类型仅包括结果犯和行为犯两种,应在此基础上分别界定不同种类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盗窃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且广泛的问题是盗窃既遂的判断标准,刑法理论上的控制说并不利于司法实践,而失控说更符合盗窃犯罪的本质,更有利于司法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失控的判断应当分步进行,先判断财物控制范围,再判断财物是否脱离权利人的控制。     

论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行为的定性

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该方式下网络侵财行为定性的争议。解决该争议的前提是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行为的类型划分。根据不同的行为形式,网络侵财可划分为"虚假链接型"侵财犯罪与"涉第三方支付型"侵财犯罪。基于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对前者主要存在"诈骗罪说"和"区别定性说"之争;后者有"盗窃罪说""诈骗罪说""信用卡诈骗罪区别说"的不同。不过,根据"处分意识必要说"等标准,对前者应采"诈骗罪说"与"盗窃罪的区别定性说";而后者由于其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能构成诈骗罪,相反,其恰恰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盗窃罪既遂标准研究:以新型盗窃为视角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一项罪名,研究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入户盗窃这三类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将极大地影响定罪与量刑。本文即从新型盗窃罪的视角,研究其既遂标准的问题。     

论危险状态成就后的犯罪中止

危险状态成就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的问题,关系到对行为人的归责。应当明确危险犯是独立的犯罪既遂形态。危险犯既遂的判断标准,应当是危险状态的成就与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失控的结合。由此,肯定危险状态成就后行为人排除危险状态成立危险犯的犯罪中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行为人进行归责,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也为犯罪人的及时悔过指明路径。     

金融诈骗犯罪数额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延续性 ,在不同的犯罪阶段、财物运动的不同状态中 ,数额有着不同的内涵。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数额必须弄清金融欺诈活动的行为过程及财物运行状态与行为性质认定之间的关系 ,即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与既遂标准的关系。     

金融诈骗犯罪数额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延续性,在不同的犯罪阶段、财物运动的不同状态中,数额有着不同的内涵.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数额必须弄清金融欺诈活动的行为过程及财物运行状态与行为性质认定之间的关系,即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与既遂标准的关系.     

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

如何准确的界定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这种观点认为是犯罪既遂就是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条件。第二种是结果说,结果说又分为两种:一是法定结果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引起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     

论普通抢劫罪的既遂标准

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在既遂标准的判断上,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应等量齐观,方法行为对人身权的侵犯与目的行为对财产权的侵犯共同决定犯罪的既遂与否。抢劫罪为结果犯,只有法定的人身损害结果与财产损害结果均出现,才臻既遂。"财产损害说"一味强调主要客体和财产损害结果,忽视次要客体和人身损害结果,未免失之偏颇。"择一说"在既遂问题上不具有确定性,且将轻伤误读为既遂要求的人身损害结果,徒增疑窦,亦不可取。     

犯罪既遂标准理论诸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是犯罪形态理论的难题之一。单纯的标准之争无益于问 题的解决,应当加强标准所蕴涵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立法价值取向等基础研究。重新审视研究 的角度和方法,有望使犯罪既遂标准在理论上渐趋统一。     

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研究

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存在所有权说、占有说、修正说.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罪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此说对于违禁品、违法财物等作为犯罪对象时不能很好解释;占有权说不能很好解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修正说是相比较为合理的,但是过于繁琐很难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刑法上的占有包括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在非法占有下,所有者以及其他本权的占有者恢复权利,不发生侵犯财产法益的问题;未经法定程序没收的财产利益也应该是财产罪保护的法益.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关于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问题的探讨

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涉及财产犯罪保护法益这一基本问题。在德日及我国的刑法语境下可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德国对此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三种学说展开,日本则主要围绕本权说、占有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展开。我国对此问题没有体系性的探讨,但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霸王嫖能否构成诈骗罪问题不同答案的背后折射出不同的刑法基本立场。     

罪犯自杀研究--对浙江省罪犯自杀案件的实证分析

罪犯自杀可以分为目的型、手段型和手段失控型三种类型.目的型自杀多与既遂相联,手段型自杀多与未遂相联.影响罪犯既遂自杀率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犯罪类型、已服刑期、刑期;影响罪犯未遂自杀率的因素有受刑经历、入狱前职业、文化程度、刑期.而自杀既遂与自杀未遂罪犯在入狱前职业、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年龄、自杀方式、自杀目的等五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罪犯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合程度的减弱.     

职务侵占犯罪探析

职务侵占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犯罪,在司法认定上存在许多疑难复杂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包括不动产、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诉讼欺诈行为因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特征,所以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中骗取手段的表现形式;职务侵占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财产所有权是否受到侵犯为标志等。     

转化型抢劫的理论解释与实践适用

转化型抢劫的前行为——"犯盗窃、抢夺、诈骗罪"应解释为"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为"。转化型抢劫中的"当场"不限于犯罪现场,还包括离开现场后时间和空间不间断延续的其他场所。是否为"抗拒抓捕"目的而使用暴力,宜从客观方面予以推定。抢劫完成后扔弃赃物的行为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票据诈骗罪界限论要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票据诈骗罪,首先应明确票据诈骗罪的定义,其次应分清票据诈骗罪的有关界限。重点分析了票据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界限、票据诈骗罪犯罪形态之界限。     

既遂后中止的理论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既遂成立后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既遂的成立指行为人实现了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结果;犯罪过程是行为人实现其全部主观罪过内容的连续过程;犯罪结果是行为人主观罪过内容的全部、最终实现;"损害"是犯罪结果出现前的犯罪过程中所造成的未达到犯罪结果程度的损害。因而,既遂后能够成立中止的行为不应仅仅认定为悔罪表现。     

日本的被害者学

三、强奸犯罪中的被害者性犯罪中为数最多、性质最严重的,是强奸犯罪。对强奸犯罪中的被害者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是被害者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强奸犯罪中,被害者的行为对犯罪的既遂、未遂具有直接的影响。通过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原因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强奸犯罪中被害者的特性,发现预防或避免被害的措施。1.强奸犯罪的基本类型以从接触到犯罪(强奸)的经过为标准,可以把强奸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交流型(Communication type,简称C型),即加害者接触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