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和证据运用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控辩双方要直接向法庭举证,这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在采取证据规则时应充分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应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作到有法可依。证据规则的确立与运用必须由证据标准来检验。而证据标准的确立应结合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注意到刑事诉讼的目的,适应庭审的方式,转变观念,加强对证据标准的审查与评价,使公诉的证据标准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的标准。     

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告人口供的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难以保障口供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有关证据能力方面的任意性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有关证明力方面的补强规则,完善我国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于2013年底对J省检察机关实施非法证据规则情况考察报告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J省人民检察院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经验和具体活动,J省三级检察院侦查、起诉等刑事诉讼活动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处理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报告总结、分析了J省三级检察院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情况,结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色,对该规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程序、范围等重要问题,并提出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将会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     

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科学构建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全程录音录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性措施,其构建应当放在整个刑事诉讼架构中进行,辅以必要的配套措施,明确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的制裁性后果,合力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尚难以“一步到位”,仍需循序渐进推行,并在主客观条件具备之时全面实施,切实发挥制度的应有功能。     

英国专家证据可采性问题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在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英国,经过几个世纪无数判例的积累和发展,有关专家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已形成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家资格规则、有用性规则,专业技术领域规则、普通知识规则以及终局性问题规则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现,其在改革中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亟待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科学证据的反思--以程序为视角的关照

科学证据就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各种事实材料,其内涵是科学原理和技术的证明性,其外延则由于法律对科学知识的确认而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因此,科学证据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证明过程的复杂性的特征。证据法学应该放在程序法学中加以关照和认识,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和对抗制同科学证据的适应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证据与诉讼程序之间关系的集中反映。以程序的视角规范科学证据包括审前证据规则的设置和审判过程中对于科学证据规则的强调。     

共有基因数在同胞鉴定中应用的研究

目的　探索利用两个体间共有基因数目资料进行同胞关系鉴定的应用价值。方法　根据 80 7对同胞及无关个体的 13个STR基因座的分型结果 ,进行统计学计算。结果　同胞间及无关个体间共有基因数目均符合正态分布 ,分别得到同胞及无关个体关系的判别函数和后验概率 ,以及该方法的平均错判率。其中同胞组判别函数为 :L同胞 =-2 7 0 870 3 +3 2 0 2 3 2S (S为共有基因个数 ) ;无关个体组判别函数为 :L无关 =-7 495 63 +1 685 0 9S ,用上述判别函数进行同胞 /无关个体关系判别时的平均错判率为 0 0 2 65。结论　当共有基因数目大于 17或小于 8时 ,两个体为同胞或无关个体的后验概率分别大于 0 9980和 0 9994。此方法不失为同胞关系鉴定的可信度较高的方法。     

美国行政裁决程序中的传闻证据——一个历史维度的考察

在美国,存在着行政裁决程序和法院审判程序两类不同的程序。传统观点认为,行政裁决程序不受约束法庭事实认定者的审判证据规则的影响,尤其以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为典型。随着美国行政程序的发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逐渐兴起,使得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和审判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两类证据规则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将为我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

新刑事诉讼法和此前“两高三部”发布的有关刑事证据的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进步却因模糊了对威胁、引诱和欺骗取得口供的排除态度而显得 不彻底。自白任意性被忽视，主要归因于过分倚重口供的司法惯性，作为自白任意性法理基础的正当程序观念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对秩序的偏重则是更为深层的原因。自白的证据能力若不以自白的任意性为条件，冤错案件的病灶就不能祛除，司法实践就不可能取得实质的进步。认同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不仅能为发现案件真实提供保障，更是保障刑事司法最终摆脱纠问式特征之所必需。     

传闻证据规则，抑或直接言词原则？——民事诉讼书面证言处理的路径选择

传闻证据规则是以证据资格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直接言词原则是以审理行为为核心的准则要求，不是相互衔接包容的同一路径。由于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践缺乏契合性，即使引入传闻证据规则的规范内容，也不能改变我国以诉讼行为要求为证据运用基本内容的制度特色。在书面证言问题的处理上，只能基于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一整套原则和例外的具体制度体系。     

英国证据法中禁止反言的起源与主要形态

禁止反言是英国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中被作为抗辩理由提出的常用规则。禁止反言的形态从产生到发展已得到不断扩展,而证据法上的禁止反言主要表现为记录禁止反言或者现在更常提及的以先前司法程序禁止反言。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主要包括诉因禁止反言和争点禁止反言,并且通过判例发展出一些例外;刑事程序中的禁止反言只要表现为禁止双重危险（包括先前无罪开释和有罪判决的抗辩）与程序滥用,并通过《2003年刑事审判法》以成文法的形式作了例外规定。     

论民事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

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是指排除程序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本文以证据排除程序是否独立于证明力评价程序及本案诉讼程序为线索,对两大法系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阶段构造进行了考察。按照当事人权利与法院权力的关系,可以将证据排除程序的横向结构分为行政程序结构、非讼结构与诉讼结构。这三种结构的正当性依次增强而效率性依次减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Sequential trials and the English rule

The allocation of trial costs and the way a trial progresses are two important issues in civil proced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elements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law and economics literature. The prior literature has only compared unitary litigation (e.g. liability and damage issues are litigated, after which the court decides on both issues) under the American rule with sequential litigation (e.g. the parties first litigate the liability issue after which the court makes a decision, and then if still necessary the parties litigate the damages issue) under the American rule.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equential litigation when the loser at trial pays all the litigation costs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a) the situation in which litigation is unitary and the loser pays all the litigation costs and (b) the situation in which litigation is sequential and each party bears her own costs. I focus on the incentive to sue, the incentive to settle (or to litigate) and on the settlement amount. Some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 associated with an earwitness's claimed recognition of a familiar speaker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and demonstrates a method for assessing strength of evidence when an earwitness claims to recognize the voice of a speaker who is familiar to them. The method calculates a Bayes factor that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earwitness would claim to recognize the offender as the suspect if the offender was the suspect versus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earwitness would claim to recognize the offender as the suspect if the offender was not the suspect but some other speaker from the relevant population? By “claim” we mean a claim made by a cooperative earwitness not a claim made by an earwitness who is intentionally deceptive. Relevant data are derived from naïve listeners' responses to recordings of familiar speakers presented in a speaker lineup. The method is demonstrated under recording conditions that broadly reflect those of a real case.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需注意概念、效力、标准、程序四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非法证据是以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切勿将非法证据误判作瑕疵证据。就效力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应当及于侦查前程序。就判断标准来讲,除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之外,疲劳审讯也应当纳入"等"字所指范畴予以禁止,而突破社会基本道德底限的威胁、引诱、欺骗性取证也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程序上审查非法证据,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取得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告方仅承担"争点形成责任",同时控方应当举证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证明力规则检讨

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证据的证明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呼唤证明力规则、创造证明力规则并实践证明力规则。然而,当下的证据法学界对证明力规则往往持一种简单化的批判态度,其对于证明力规则的理性总结与学理思考相较于司法实务界倾注的努力不相适应。在以证明力为导向的证据法中,证明力规则的产生是一种必然。在证明力规则问题上,中国证据法学者在理论层面缺乏主体意识,但法律条文以及司法实践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并保持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