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其根源在于我国现在只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对行政程序法价值的研究。通过正义与效率两种价值观念的比较,指出我国行政程序法必须将正义作为首要价值,来构建行政程序法的制度体系。     

法院调解中的程序正义

法院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有"东方经验"之称。近几年来,这一制度却招致广泛的批评。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在审判调解中只注重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评陈瑞华教授《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理论自20世纪末传入我国以来,法学、哲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都深受熏陶,理论著作层出迭现。而我国研究程序正义问题的诸多学者中,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是最早系统论述程序正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在深耕程序正义理论研究的三十年间,陈教授不仅对程序正义的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概念与理论,推动了程序正义的中国化进程。     

如何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浅议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从社会变迁角度重新审视程序制度的功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司法的需求与市场经济时代对司法的需求完全不同。现代陌生人社会给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严重的信息问题、裁判风险分担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正当性和效率性问题,因此,只有现代社会才需要复杂繁琐的现代程序制度和相应的程序正义观。中国快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内生出对现代程序制度的需求,但由于中西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使得现代程序正义观深入人心还有待时日。而在中国重构诉讼制度时如果注重发挥程序制度的信息功能,通过程序信息的发散彰显诉讼程序的正当性,那么就有利于建构人民对法治的信任。     

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适用于对抗性司法程序,对于新出现的协商性司法程序不具有完整的解释力.根据认罪认罚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实施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通过协商、对话和达成妥协,对诉讼结局发挥影响、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实体收益.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建立在诉讼主体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可以被延伸适用于更多的非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从实质上看,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否定或取代,而属于一种必要的理论发展.     

程序正义之维度——基于中国刑事司法语境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的“也许正在发生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失效、犯罪率高和社会公众安全感下降的严峻现实。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程序正义的维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程序的内在价值是程序正义的应然维度；秩序的安定性是程序正义的现实维度；尊重人的尊严是程序正义的实质维度；诉讼效率是程序正义的效益维度。     

中西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兼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的影响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既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又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意义。我国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制定了众多保障程序正义的制度或措施,本文拟从中西正义理念的思想渊源、中西文化传统思维习惯间的差异对正义理念和制度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独立性价值及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等方面对中西方法制文化中的程序正义理念作简要的对比和介绍,同时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运行作一些展望。     

浅析程序正义的要求

程序正义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英美国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远远不够,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在法律上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方面,司法活动本身应当严格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的正义才是社会所能接受的正义。因此,程序正义在最低限度内提出了自身的基本要求,即参与、平等、中立、隔离和自治。本文从程序正义的内容入手,结合我国诉讼中的现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在要求。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

现代法律程序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保证法律实体正义的客观公正,而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刑罚效益是追求程序和实体正义完善统一的唯一正确选择。民主主义和法律职业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程序是保证刑罚实现最大效益的首要条件。刑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其基本要求是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有机结合起来。程序公正、诉讼当事人对诉讼及其裁判结果的主观感受和情感反应可以促使刑罚效益的最大发挥。我国刑事司法走向程序法治之路漫长而曲折,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刑罚实体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合理的有机结合。     

浅谈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没有受到重视。但作为形成适当的实体规范前提的公正程序,对于当今司法判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会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更为完善。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中西诉讼价值理念之比较——以“诉讼”的语义分析为视角

诉讼一词在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含义不尽相同,通过对其进行语义上的考察经比较会得出,中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体现为解决纠纷、澄清案件事实的实体正义,而西方的诉讼价值理念更多地注重于人权保障、维护法律权威的程序正义。     

论程序正义理念——简析罗尔斯《正义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构建了程序正义的理论体系,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体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启示。程序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完善程序正义制度,执法上依法行政,司法上落实程序正义,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论小额诉讼程序基本理念及制度建构

小额诉讼的基本理念除了诉讼效率之外,其更加关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和程序利益的保护,根本的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应当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注重对当事人的程序保护,不应当为了程序之简便而忽视正义之保障。在此基础之上,在机构设置、程序进行、能否上诉等方面做出合理的构建。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论法律之程序正义价值

程序正义具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法律地位。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程序正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接受,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长期影响着我国法律的发展和践行,当代司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正和法治进程。因此要改变这一状态必须充分认识到程序正义的价值内涵,树立正确的程序正义观,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实践,从而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程序正义体系。     

浅议程序正义的局限性

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原则,对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程序正义的追求对我们的法制化建设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不懈地追求着程序正义.但是程序正义的实现需要特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再加上现代诉讼理论和模式的变迁,以至于很多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并没有体现程序正义原则.本文指出为了能够在我国很好地实现程序正义,我们必须认识到程序正义局限性,以及在我国如何来确立和完善体现程序正义和程序正义局限性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