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启示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个主要特色：排除模式由自动排除转向裁量排除；法官行使裁量权时遵循行政上的“比例原则”。这两个特色启示我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应采取裁量排除模式，法官在考量对非法获取的证据是否排除时应遵循“比例原则”。     

英美法系的证据审查与认定原理

英美法系证据规则具有庞杂性、无序性和技术性等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证据审查与认定的特有方式与过程.从形式和内容上,这些方式和过程看似杂乱无序,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它们或表现为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的使用,如证据排除规则与例外;或表现为法官的裁量,如英国普遍采用的排除裁量权;或表现为当事人自治的对抗制质证模式,如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和交叉询问制度等.在英国,非法或使用不公平手段获得证据由法官通过裁量排除的方式予以处理.传统上,决定不当获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的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则是证据的可靠性;第二个原则是威慑非法取得证据的行为;第三个原则是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予以作为定性或量刑根据的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即包括本国宪法、刑事诉论法律 ,也包括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 ,并且多数国家都认可“非法行为”的程度是以重大违法 ,或达到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为标志。“非法证据”的范围一般包括言词证据和部分实行证据。在“排除”适用的诉讼阶段上 ,多数国家已扩大到侦查阶段和上诉审、再审程序中。从取证主体的范围上看 ,多数国家将适用主体限定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并未将诉讼当事人个人纳入适用此规则的主体范畴。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 ,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 ,是民事诉讼中甚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集中体现在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 ,程序正当的价值选择。目前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在立法和司法理论上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国虽然立法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 ,但对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则没有明确规定 ,这里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的做法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以探讨如何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案件调查中,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包括非法取得的口供和实物证据。可见,非法证据产生于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收集过程中;说它“非法”,是针对收集的方法和程序而言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是指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非法取得的口供和实物证据不予采信。该规则自十九世纪末在美国产生以来,迅速由英美法系国家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国家传入东方国家。这一进程反映了国际刑事司法程序的理性化及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尊严认识的…     

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行政非法证据是指行政机关采取非法手段所收集的证据。建立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现案件实体真实、实体正义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冲突的价值选择。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首先是对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其人权、程序、法治意识，只有在打下坚实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该程序的顺利实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第二个方面措施是对其自身内容的完善。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规定性内容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应从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证明标准的重新界定、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主体地位、延伸证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时限等四个大方面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应对有关制度加以完善。对于外部制度的完善，本文提出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完善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以及强化驻所检察官的监督职责等。     

略论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司法解释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是保证案件质量、严防冤假错案的一剂良方。根据浙江省在审查起诉环节及审判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数据分析,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力度仍不够有力。究其原因,有立法上的缺陷,侦查权的独立、封闭,非法取证后果模糊等。进一步构建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机制,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出发,还需转变执法理念,强化对非法证据的诉讼监督意识;走出书面审查模式,动态静态相结合;建立健全提前介入制度;涵盖对所有证据取得方法的审查和监督;建立检察官对警察的责任追究机制。     

刑事诉讼价值观与非法证据防范——论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性

不同国家基于刑事诉讼价值观的不同，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证明能力大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有四种具体表现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没有剥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和肯定程度的提高，为避免对个人权利可能产生的侵害，必然要求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剥夺规定范围内的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以彻底防范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论较多,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往往根据其真实程度进行讨论。国外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保障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平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出发,还是从价值冲突的理念出发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会陷入法理上的误区;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法律后果,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一种非法行为有了与其相应的法律后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建构起了中国式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其中的许多规定堪称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重大突破,被官方寄予厚望。但考虑到规则自身的不完善、配套制度建构的困难以及来自观念、体制等宏观层面的障碍,规则适用的前景不容乐观,很可能出现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不能。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是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目前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众说纷纭。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及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看,对待非法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应设立例外原则。     

英美刑法共谋罪之不法协议要件述评

不法协议是共谋罪的行为要件，处罚共谋罪本质上是处罚不法协议。不法协议是共谋者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和有意识联合。不法协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导成立。单纯地默认他人的犯罪目标、单纯出现在犯罪现场、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单纯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以及赞同他人的提议等不构成不法协议。普通法以群体危险理论支持对不法协议的处罚，不法协议是物质层面上的构成要件。处罚不法协议背后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犯罪征表说，具有主观主义刑法的烙印。处罚共谋罪不等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或处罚“思想犯”。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初探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是从程序上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作者将结合实践从三个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通过多种途径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搜集物证、书证过程中的非法证据;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中依法通过多种方式调查、复核、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通过程序启动、法庭调查、讯(询)问、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