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审判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认定标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基本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到基本法层面，同时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却遭遇排除难的现实困境。新刑诉法设定了以取证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来判断言词证据排除与否的标准。在“非法方法”的认定上，应结合取证手段对被审讯人的人身侵害程度及意志强迫程度综合认定。在同样需要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出排除时，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主要指以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以非法定程序获取实物 据,以非法定主体提供证据和以非法定手段获取各种证据。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 法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应采取一般排除原则,非法定程序获取的实物证据应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非法定主体提供的证据应一律予以排除,而非法手段获取的各种证据应采取区别适用排除的 则。此外,应设定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证据的种类及排除程序、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不同的排除标准等内容。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证据的特点也是特殊的。在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推崇口供主义,刑讯逼供屡屡发生,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言词证据定案、违反法定程序获取证据等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必然会影响到职务犯罪的侦查,在短期和长期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必然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采取一系列合理的措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更有效地打击。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了法律准则,在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资料。现代国家原则上都禁止非法取证。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程序法上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上的取向。我国应确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鉴定结论予以排除;对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有选择地予以排除。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予以作为定性或量刑根据的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即包括本国宪法、刑事诉论法律 ,也包括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 ,并且多数国家都认可“非法行为”的程度是以重大违法 ,或达到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为标志。“非法证据”的范围一般包括言词证据和部分实行证据。在“排除”适用的诉讼阶段上 ,多数国家已扩大到侦查阶段和上诉审、再审程序中。从取证主体的范围上看 ,多数国家将适用主体限定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并未将诉讼当事人个人纳入适用此规则的主体范畴。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下)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形成“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局面。(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宪法对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谈新形势下的审讯理念

我国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也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它不仅对侦查办案机关,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证据标准;更有力地遏制了冤假错案的产生,并对以往的某些办案规定及审讯理念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从现实意义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精细化的表现,也是维护与保障人权的一项社会进步的体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论较多,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往往根据其真实程度进行讨论。国外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保障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平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出发,还是从价值冲突的理念出发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会陷入法理上的误区;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法律后果,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一种非法行为有了与其相应的法律后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两项基本任务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必须要以平衡这两项任务为切入点。非法证据包含非法的实物和言词证据,两者所适用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落脚点都是在于平衡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项基本任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时间较晚,发展也并不充分,但随着理论学说和实践应用经验的不断丰富和修正,尤其是在立法、启动程序、审查时间、证人证言质证、相关人员的追责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会再次获得有一个质的发展和飞跃。     

英美刑法共谋罪之不法协议要件述评

不法协议是共谋罪的行为要件，处罚共谋罪本质上是处罚不法协议。不法协议是共谋者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和有意识联合。不法协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导成立。单纯地默认他人的犯罪目标、单纯出现在犯罪现场、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单纯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以及赞同他人的提议等不构成不法协议。普通法以群体危险理论支持对不法协议的处罚，不法协议是物质层面上的构成要件。处罚不法协议背后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犯罪征表说，具有主观主义刑法的烙印。处罚共谋罪不等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或处罚“思想犯”。     

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其提升措施——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

"钓鱼执法"事件中,执法机关采取诱骗的方式使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当事人从事了违法活动,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致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可见,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行政权力如何有效运作,关系到政府良好形象的确立及其公信力的增强。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剖析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探寻政府公信力有效提升的对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特色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刑事证据法法制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四点鲜明特色:单独立法,世界独创;言简意赅,遣词精当;明定倒置,举证转移;概念周全,分类排除。《两个规定》是在立法机关刑法室不重视刑诉法、证据法修改和完善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我的地盘我作主",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两高三部"制定的具有广泛适用效力的法律文件。《两个规定》的出台,是对立法机关负责人轻视、怠慢态度和行为的警示和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