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证据的种类及排除程序、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不同的排除标准等内容。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证据的特点也是特殊的。在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推崇口供主义,刑讯逼供屡屡发生,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言词证据定案、违反法定程序获取证据等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必然会影响到职务犯罪的侦查,在短期和长期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必然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采取一系列合理的措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更有效地打击。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情况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表明: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情形大多表现为以非法方法获得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违反搜查、见证、回避等法定程序、制度所获证据材料情形亦时有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的存在,除了侦查人员程序、证据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制度设计的非清晰性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取证方法与讯问策略界限难以把握,亦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公检主要争点。顺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完善各种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制度,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主要指以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以非法定程序获取实物 据,以非法定主体提供证据和以非法定手段获取各种证据。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 法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应采取一般排除原则,非法定程序获取的实物证据应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非法定主体提供的证据应一律予以排除,而非法手段获取的各种证据应采取区别适用排除的 则。此外,应设定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行政非法证据是指行政机关采取非法手段所收集的证据。建立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现案件实体真实、实体正义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冲突的价值选择。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了法律准则,在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资料。现代国家原则上都禁止非法取证。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程序法上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上的取向。我国应确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鉴定结论予以排除;对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有选择地予以排除。     

刑事诉讼价值观转变和非法证据防范

不同国家基于刑事诉讼法价值观的不同 ,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证据能力大多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即 :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材料 ,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证据材料 ,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材料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 ,法律对具有相对证明力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没有剥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和肯定程度的提高 ,为避免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可能的过分侵害 ,我国必然会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 ,剥夺规定范围内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以防范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100份裁判文书谈起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的100份被告方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的裁判文书显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为司法实务所规避,被告方提出申请后排除程序启动及庭前会议的适用较少,法庭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以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判断替代证据非法性判断,目前重复自白的排除规则缺失,侦查人员出庭对辩护律师形成重大挑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发现为立法及司法中更为科学的完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略论侦查阶段刑事证据的保全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刑事证据既是刑事案件赖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又是讯问时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认罪行的武器,还是整个诉讼过程中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刑事证据的收集、确认和保管工作主要由刑事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来完成,     

“情况说明”的证据越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的检讨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大量存在并直接运用于个案。这种通常由控方出具的书面说明材料，不仅在立法上没有依据，而且它本身的证据力一直备受质疑。虽然“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细化并规范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设置，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构成,当内在构成达到完善的程度时,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就能够发挥保障口供真实性、防止误判和防止过分倚重口供、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对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规定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指导和标准。基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明确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公安办案的讯问策略

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获得的证据种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及通过该口供获得的物证、书证.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要求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既要重视口供又不搞刑讯逼供,不搞口供至上；既要探求实体公正更要重视程序公正；既要注重办案的效率更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的保护.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不规范的讯问方法,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公安办案讯问的一系列方法.公安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从“硬审讯法”转变到“软审讯法”.这种“软审讯法”包括讯问中的语言策略和非语言策略,同时为了保障这种讯问方法的实施,应当具备的一系列配套的监督机制.     

毒品案件证据适用规则

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毒品案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侦查的特点,要求侦查人员须特别增强证据意识,除了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类证据外,更要及时有效地收集好其它间接证据,以求能达到对口供的印证和补证,从而更有效地证明犯罪。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证据体系——兼与《口供中心主义之辩》一文商榷

司法实践及其理论探讨都需要对证据体系的深入研究。对刑事案件嫌疑人的有罪认定,不取决于个别证据,而依靠证据体系。证据体系是法律框架里的思维模式,分为单一型和混和型两类。组织证据可分别以物质现场、心理现场或关键证据为中心,在组证规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求得三套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在组织证据体系的过程中,口供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具体的司法意义,应该善待口供。     

关于牢固树立刑事证据意识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的思考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重要举措,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重要成果,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新标准和要求.公安机关应针对刑事证据收集中存在的民警取证意识淡薄、取证程序违法、调查取证不全、证据运用保全不当、取证时机不妥、证据标准不清等问题,从转变执法观念、...     

口供及其证据效力

某基层公安机关统计了几年来的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各类刑事案件237件，其中被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作出有罪认定及判决的229件。在这229起案件中，属于从口供突破案情、宣布破案的有223件，占97％。口供显示出如此巨大的作用，说明了什么？作者认为，非法获取的口供，无论“真”“假”均没有证据效力。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过分倚重口供，夸大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破案阶段的作用，有的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笔者认为，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有必要重新予以全…     

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设想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出台,引发了理论界对证据立法的热烈讨论。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对比两大法系国家对待该规则的基本态度,反观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此规则的相应规定,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属必要。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并借鉴别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