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涵括（一）：一种初步探索

经验法则是司法证明中的一项基础性法则,大陆法系司法证明理论对其进行了概括论述,其理论形态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抽象性。英美国家的司法证明学者在“涵括”概念下也具体探讨了经验法则相关的内容,与大陆法系学者对经验法则的概括论述有所区别,英美学者在阐述“涵括”理论时,更注重其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评断以及具体司法推论过程中的方法论和工具作用,为我们研究经验法则的内容、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思考在证据“拿来”之后——威格摩尔证明表格的逻辑化倾向及启示

人们普遍承认在由证据法学向证明法学转向过程中，威格摩尔是一位具有宏阔战略眼光的人物，但对反映其司法证明科学理论的著作《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司法证明原则》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与当时普遍重视证据规则立法、相对轻视司法证明内在结构与原则的研究不无关系。现在英美国家的证据规则立法已充分发达，而影响证据立法的体制与主要因素已有所变化，重新认识其司法证明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倾向会对预测证据法晕的发展趋蛰与我国的证据立法实践有重要现实意义。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浅析

在行政程序中,证据被广泛频繁的使用。特别在行政处罚这个准司法行政行为中,证据的采集方式和证明力问题越来越受关注,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成为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研究也就具有了自身的现实价值。而由于我国长期对行政程序的漠视疏忽,对行政证据制定中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得多,而对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研究甚少。本文对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中行政处罚证明标准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证明标准。     

刑事司法证明中大数据相关关系的局限作用论

大数据相关关系形成于归纳逻辑,且经由心理建构的本质,与作为司法证明证据外元素的一般经验知识相类似。但是,意图控制一般经验知识选择及适用的英美道德约束机制抑或我国释法说理公开机制,在面对算法参与产生的大数据相关关系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意图使大数据相关关系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逻辑黏合作用的构想,还面临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与道德忧虑。而当大数据相关关系以意见证据样态出现时,无论是基于英美科学证据制度还是我国“准鉴定意见”的证据定位,均需对其科学可靠性进行重点审查。然而,以实证检验为核心,加之同行评议的标准体系,尚不能充分评估大数据算法分析的科学可靠性。可参考英美证据有限可采性规则及我国类似实践,仅出于特定证明目的,使用以意见证据形式呈现的大数据相关关系。现阶段,大数据相关关系仅能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局限作用。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包含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内容，但并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建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明确证明责任。借鉴英美、大陆法系证明责任理论，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中引入提供责任的概念，对于保障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

人类社会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遵循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即从自由证明到法定证明再到自由证明.自由证明模式和法定证明模式都是各有利弊的,而且当代世界各国的司法证明制度一般都属于两种模式的中和.当前,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自由证明走向法定证明.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考虑之要素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基本准则，是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更是每一个司法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完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进程分析

英美法系的提出证据责任、说服责任和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严格来说,存在区别不能简单等同。比较而言,前者更利于描述证明责任在诉讼程序中的运作状态。应以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为分析工具,比较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日本的运行进程,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有所借鉴。     

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核心中的核心,举证责任分配实质标准应遵循的原则顺序为:实体法律(包括实体法司法解释及实体法附属法、隐形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经验法则,公平或诚实信用原则。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二者均是对可能导致适用失当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调整,不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作出的裁定转移。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则

尽管刑事诉讼法在 1996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 ,对抗制开始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但是司法证明机制并没有在这一制度中确立起来。结果 ,不仅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容易出现混乱 ,而且法官对于诉讼进程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在未来的刑事证据法中 ,必须重新构建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规则 ,使得法庭审判真正保持最基本的诉讼形态。     

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但是并非所有正确认识都可以称为真理 ,只有那些反映事物之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才是真理。司法证明结果可以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但是不属于真理的范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不是检验人的一切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司法证明的标准 ,是指司法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水平。司法证明的标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如何建构这三个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是当前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不完全给付之证明责任探究

在对不完全给付各要件证明责任的讨论中，最具争议的是可归责性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德国和日本学界主张可归责性事由为债务人的免责事由，应当由债务人负责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根据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但在具体案件中出现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时则由债务人承担。目前我国法律条文尚未对不完全给付的证明责任进行明文规定，所以应当依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由债权人进行举证。继而为了减轻弱势方的证明负担，法官应当运用经验法则、表见证明等原理；证明妨碍规则和案件事实解明义务也可以帮助法官认定事实。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该原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命题:一是提出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权利根据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对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当事人各自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是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理论方法才能适用于案件,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是主要和首选的理论方法,但是不能排除其他理论的运用。关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亦即举证责任倒置,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特殊侵权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多数属于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具体化,只有很少的内容属于一般原则的例外,构成举证责任倒置。     

建立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之探微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有其利弊。无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均规定有这项制度。出于“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价值权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人免证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去其弊、取其利,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