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

外交的进步性绝不是自封的,而是社会性的。中国外交的进步性、化解中国威胁论,不能仅仅求助于和平友好的政策宣示,而必须基于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国家自主性是阐释外交政策的有效理论工具。国家自主性不仅涉及行动能力问题,而且涉及自主地位问题。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类型及其自主地位性质决定着外交的性质。国家自主性包括权力主导型、制度主导型与观念主导型三大理想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决定了一国外交进步的基本趋势,但外交的进步性还离不开合法性的认可与嵌入性的支撑。建国以来,中国国家自主性在国内经历了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的演进,在外交上经历了从绝对自主性到嵌入自主性的转变。正是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性演进,促进了中国外交嵌入性和观念合法性的平衡增长,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进步。     

利益分析视角下管窥群体性事件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重新定义,通过对民众正当利益诉求和冲突双方利益矛盾的分析,探索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利益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提出代价计算的概念并从利益分析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随之提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环节,即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冲突对象抗争、冲突对象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并提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的处置对策,最后探讨有关处置原则的问题。     

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透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与政治、经济、军事相比,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隐性。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力量纽带,对国家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又是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发掘其特有的潜能,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近年来,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频发。通过对十大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背后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事件表面来看,环境冲突是污染企业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深层来看,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奉行GDP至上与科学发展观冲突的结果,是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落后于当前严峻环境形势的结果。目前,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

中国适时的外交斡旋促成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创造性地发展了多边谈判的性质和内涵,并在兼顾短期与长远利益、原则性的核不扩散机制与现实的安全需求的基础上避免了冲突升级.从认知差异、斡旋目标和依托的资源对比看,六方会谈机制内的外交斡旋又是极富挑战性的难题.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和战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在对外关系布局中始终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调整，到本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随着对外关系布局的变化，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以关系为导向的外交正在朝以功能和领域为导向的外交发展。     

公共政策创新视角下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探究

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思想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各类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在近些年的集中式爆发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在于: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利益分化引起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定化;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情绪化倾向地传播,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新媒体无形的渲染和强化作用。基于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探析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现实路径:采用开放式决策的方式;重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特性;拓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出台和完善相关追究事件主要责任人、参与者的公共政策;实现对新媒体的有效管理。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外交作为一门实践艺术,其主体的多元化与内容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外交手段的灵活化,＂葬礼外交＂就是一种灵活化的外交谈判方式。它表面上的非政治化、谈判议题的事先不确定性、以及谈判过程中双边和多边的灵活运用,使它能够降低在正式外交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但是它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具有偶然性、不充分性等特点,需要在传统外交方式的努力下不断完善。正确评析＂葬礼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深对它的了解,从而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利用多样化的外交手段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公共外交相关概念辨析

对于公共外交、人民外交、公民外交、民间外交、公众外交这些概念,国内外一直没有进行较好的区分,以致出现混用的现象。事实上,这些概念在历史起源与发展、行为主体与客体、理论依据、时代认知、宗旨目标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别。认识、理解这些差别,对于理解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当下的外交转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欧盟网络外交的影响力研究:以新浪微博上的行动为例

Web 2.0技术使互联网成为新的政治博弈空间,欧盟以新浪微博为平台,也积极开展了网络外交。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发现欧盟网络外交与中国民众存在脱节现象,不具备进行大规模价值观渗透的能力;但也应注意到,由于其主体凝聚力较强,欧盟网络外交仍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中国政府不容忽视。     

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的变草，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利益结构的调整、世界潮流的转向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利益、依靠人的力量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中国政府在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实践，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内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我们需要更加坚持并完善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斗争与冲突:两种范式的转换——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采用何种分析路径理解社会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采取何种方式对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与处置。本文以西方国家的冲突论为视角,对目前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再认知,其目的是在预防和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理念上达致从阶级斗争思维向冲突思维的转变。     

民俗视角下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研究

各类群体性事件的频繁爆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软控制的治理方式,可以制约民众的行为,对群体性事件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分析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表现方式,考察民俗与群体性事件防控的关系,从民俗视角研究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对策,对防控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斗争与冲突：两种范式的转换——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采用何种分析路径理解社会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采取何种方式对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与处置.本文以西方国家的冲突论为视角,对目前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再认知,其目的是在预防和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理念上达致从阶级斗争思维向冲突思维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