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证券、期货犯罪若干问题

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具有数量不多、危害严重、以单位犯罪为主、手段多样、隐蔽性强和被害人具有无意识性和不特定性等特点。应当从本质上判断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内幕信息以及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判断应当客观和准确。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是否需要作出违法行为行政认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证券、期货犯罪行为的证据标准应当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把握。违规批露、不批露重要信息罪中损害结果应当以股票市值下跌量为依据。     

试论证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内幕信息界定

证券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核心,界定内幕信息是界定内幕交易行为的重点。对于内幕信息的界定问题,各国法律的规定都不相同,我国立法确定的标准包括非公开性、重大性和相关性,而欧盟指令中指出内幕信息还应具有确切性的特征。我国立法确定的标准实际上存在缺陷:非公开性标准过分笼统,重大性标准太模糊,确切性标准还未确立。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内幕信息的构成要件,讨论如何界定内幕信息,希望对内幕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论内幕交易犯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如何认定内幕信息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内幕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非公开性、重大性、确切性的标准。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应区分具体案情的不同情形,依法追究直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下面传递层级的人员,基于罪刑法定之原则,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对行为人利用相关信息做出预测的情形,只有行为人利用的是内幕信息做出预测时才可进行刑事处罚。     

论内幕交易犯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简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如何认定内幕信息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内幕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非公开性、重大性、确切性的标准。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应区分具体案情的不同情形，依法追究直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下面传递层级的人员，基于罪刑法定之原则，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对行为人利用相关信息做出预测的情形，只有行为人利用的是内幕信息做出预测时才可进行刑事处罚。     

行政过程信息的可公开性问题研究

针对行政过程信息是否公开这一立法和实践均未有定论的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关于免于公开范围为讨论出发点,从政府信息概念出发对行政过程信息的公开性以及公开与否的判断标准进行讨论,以期对行政过程信息的公开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行政赔偿制度中违法性界定之建构

违法性的界定是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形成客观上的违法性有关。行政赔偿中违法性的标准主要涉及行为自身的违法性与行为的职务性。在行政赔偿中,对"违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面向进行探讨:"违法"与"不法"的含义分析、"违法"应当从广义的理解、"违法"应当从行为违法说与形式论明确标准。通过借鉴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行为类型,行政赔偿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可以分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在我国行政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作为违法以结合说为认定标准,行政不作为违法则以具体活动引起说为认定标准,两者相同点都是以违反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职务义务作为判断的依据。     

财务型内幕信息重大性的判定初探

财务型内幕信息重大性判断规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存在技术性偏差与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了利用重大未公开财务信息实施的内幕交易行为难以定罪量刑。重大性标准的认定,应当考量信息内容对相关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映射可能及其影响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的程度。财务资料表现为财务报告或者重大盈利、亏损结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动态发展进程,判断特定时间节点的财务资料或者信息集合具备重大性,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经营数据反映出上市公司财务出现重大变化的,应当认定该数据信息具有重大性,禁止知悉人员从事相关证券交易,并及时披露该重大信息。     

证券内幕交易罪几个问题刍议

由于新刑法第 1 80条对证券内幕交易罪的关键内容如内幕信息的公开性、情节的严重性等未给予明确的界定 ,给司法实践对本罪的正确认定带来了困难。本文即是对此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探讨。     

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司法判断

面对我国实践中业已出现的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争议,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性意见,当前的法规范也未提供问题的解决空间。考察相关司法判决可发现,法院在该问题上曾经长期采取绝对不公开的态度,而最新判决赵正军案则提出了部分不公开的司法判断。着眼于挖掘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判断和对未来司法判断的建构,应当着重探讨过程性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的关键点与疑难点。其中,关键点是将"依法行政"定位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明确厘清不公开的例外情形;疑难点是发现适用"依法行政"时所产生的无法消解的利益冲突并借助利益衡量方法从适用场合、适用原则、利益甄别和利益判断等环节展开分析。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随着国情社情的沿革,朝着制度化、常规化的方向发展。     

内幕交易罪的司法难题及原因、对策

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频发,无论是"杭萧钢构案"还是"上海组龙内幕交易案"都在司法认定方面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议。这充分表明,在认定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只有在对这些司法难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改善内幕交易行为的取证路径、强化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完善机制设计,才能破解司法难题,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障证券法律法规得以遵守和执行。     

检视与完善：统一裁判尺度视域下的恶势力认定

在惩治恶势力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形式解释下对恶势力行为特征的扩张认定、组织特征实质判断的缺失和危害特征认定的混淆。为实现对恶势力的精准打击、有效治理，司法实践认定恶势力应改变形式判断优先的模式，坚持实质判断的立场，从恶势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的根本定位、恶势力的客观形象和主观特征出发综合认定恶势力。     

被害人目的落空与诈骗罪的认定

募捐诈骗、骗购经济适用房等被害人目的落空案件引发了诈骗罪可罚性范围的争议。现有学说将被害人目的作为财产损失的计算要素判断被害人目的落空案件的可罚性,但将被害人目的作为财产损失的计算要素会使得财产损失要件认定的规范化程度更高,导致损失数额无法准确计算,突破了犯罪既遂后不能回溯的原则,并且被害人目的在财产损失中的具体判断标准也不明确。被害人目的应当纳入欺骗行为要件中进行规范判断,欺骗行为的不法本质是行为人对被害人交付判断基础的重要性事项进行欺骗。被害人目的只是重要性事项的判断材料,重要性事项的判断应当从事实和规范两个步骤进行,即被害人目的属于重要性事项应当符合经验事实的通常性以及规范价值的适当性。当被害人目的属于交付判断的重要性事项,但不存在客观经济损失时,成立诈骗罪未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认定的相关问题初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犯罪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判断是关系定罪量刑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合理妥当地判断把握"公民个人信息",准确理解适用相关司法解释,仍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认识分歧。以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为基本点,在判断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以及信息的类型时,应当从信息的属性、用途目的、主体的识别能力水平、信息公开、是否应当排除等多方面、多维度进行综合性考量,从而有利于保证打击对象精准、打击范围合理。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论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及其启示

在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有三,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综合标准。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和绝大多数州司法系统采用主观标准,部分州司法系统采用客观标准,也有很少州司法系统采用综合标准。目前,我国侦查机关已普遍采用诱陷行为侦查案件,但立法及实践中尚未确立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导致公民对侦查机关过度的引诱行为难以在审判中提出抗辩,诉讼中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当结合我国侦查及审判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     

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在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上 ,应明确界定“相关公众”为“本国相关公众” ,不应仅限于注册商标 ,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量化 ,在认定方式上 ,应改变目前单一的行政认定方式 ,采取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的“双轨认定”模式 ,并应以商标局的事前认定为主 ,法院的事后认定为辅 ,加强并完善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     

“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

“网络推广骗局”是一类披着“合法”民商事外衣的诈骗类犯罪,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其本质特征是客观上合同之债设立的欺骗性与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性。由于案件事实本身疑难复杂,且刑法与民法规范在此类案件适用上存在相对冲突,司法机关在其性质认定上存在困难。应当以整体性原则认定欺骗行为,以普通人标准评价欺骗程度,最重要的是以合同履行能力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以更好地解决“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     

从美国证交会诉Waksal案看美国证券法中的“禁止内幕交易”与“公开否则戒绝“原则

证券市场中利用内部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有悖证券交易中的公平原则,也损害了广大中小股票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使证券市场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美国司法实践中对内部信息的界定、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及其被广泛采用的"公开否则戒绝原则"将对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仿真枪”案的法律解析——以“赵春华案”为视角

我国对枪支标准的认定并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缺乏具体解释的前提下,依靠公安部鉴定标准进行裁判。赵春华摆设气枪摊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矛头直指"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鉴定标准。存在缺陷的枪支鉴定标准成为案件裁判的依据,有损司法的权威,有违社会大众的常识、常理、常情。应当立法或由司法机关明确确枪支鉴定标准,现有的公安机关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