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气候问题目前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且可能是未来威胁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关注气候变化已经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趣所使了,而是每个国家的重大责任。然而,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谈判往往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舞台,国家利益的角逐高于气候变化本身,许多大国的态度极不负责任。我国在气候变化威胁下的态度如何以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非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互动

气候问题的发展使得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国际气候治理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而伴随跨国互动在层面和内涵上的深入以及国际政治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内在演变和发展,注定了主权国家不能单独完成国际气候治理。在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引人注目的今天,如何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国际气候法律中的矫正正义及其制度构建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矫正正义主要关注以矫正违法行为后果为目的的法律责任制度。当前的国际气候法律体系中的矫正正义制度存在独立性弱化、矫正手段缺失以及缺乏强制性等问题。在国际气候法律中引入侵权法,强化矫正正义功能从而克服上述问题的思路,还需要在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以及过错等方面进一步寻求法理上的证成和事实支撑。鉴于侵权法引入尚面临一系列障碍,矫正正义制度的构建只有在国际气候法律的既有框架内以单一的国家违法责任为基础进行。矫正正义制度有效设置的前提是减排义务的法定化和全面化,其主要可以借鉴的形式有停止违法行为、确保不得恶化和保证不再犯、限期治理或代为履行制度以及履约基金制度等。国际气候法律制度中的矫正正义制度构建,是不断调适自身与分配正义、交换正义环节关系的过程。     

国际气候制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构与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定的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已将这一原则作为了法律框架和基础性机制。但是各国基于对本国短期利益考虑的不同,而对该原则的理解和实施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该原则在现实中不仅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并且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同时,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继续,国际环境法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难以完全适应国际气候领域的诸多变化。因此,重构这一原则是势在必行的,也是成为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关键。然而,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制度性设计均无法满足当前气候政治的现实要求,重构问题任重而道远。     

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我国面临的减排挑战

德班平台的正式启动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大成果,同时开启了2020年后国际减排法律制度构建的进程。气候正义是一个国家采取气候政策的正当性的评价尺度,也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气候正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于中国而言,体现正义价值的国际减排法律制度应该建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之上,并应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基石,以"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为支柱。为在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中国可考虑适当调整原有谈判立场。同时,中国宜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引导型"两种模式来落实体现气候正义的国内减排法律规制。     

论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

依据国际环境法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率先的和主要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综合国力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迟迟不与发展中国家就气候环境保护的核心条款达成协议,甚至推行单边主义和争夺国际环境公共权力,导致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未能有效实现。制度上的完善设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是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我国要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就应该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巴黎协定》之后,"自下而上"的UNFCCC外制度将快速发展,我国的气候话语权建设也不应只局限于UNFCCC,而应适时拓展。缘起于发达国家话语需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欧盟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符合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巴黎协定》的若干新规定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背书。虑及我国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适时将气候议题引入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具体内容的构建方面,应注意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地位,促进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强化气候领域的环境合作,有效提升我国对国际碳市场的话语力量。     

气候共同体责任分担的法理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由不断加强的人类活动影响力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引发的气候异变后果。气候共同体是阻止气候异变后果、争取气候稳定利益的共同体。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历史排放量解释和优先需要解释没有为共同体成员国家共同争取同一利益的行动作出合理说明。气候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法理应当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气候共同体成员间分配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依据应当是成员国家“各自的能力”，即包含已然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条件两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判断发展状况的法理依据是以自然人平等为基础的发展权。我国应当按照自身发展状况为应对气候变化多作贡献，同时动员其他国家承担与其发展状况相一致的责任。     

论气候变化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人权国际保护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热点问题,全球性、长期性与政治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而它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涉及国家安全、人道主义问题、发展权、健康权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等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发展权,并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制建设。     

食物权视野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

气候变化问题危及粮食安全,破坏食物可及性,并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食物权与气候变化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的食物权内在地要求国家承担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最低限度的环境保护义务。构建基于食物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长期性以及中国发展转型期的特殊性也客观上要求我国应当以保障食物权为基础来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从而主动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