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

社会参与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社会参与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主体包括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禁止令的执行及对少年犯的社区矫正等方面可以对司法活动进行辅助与支持。为了实现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常态化,应建立有序参与和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由检察院推进社会参与、建立信息共享和转介机制以及制定有序参与的程序规范。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进行整合以及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创新社会管理与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

推进、加强和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当前,我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理念观念落后,主体定位模糊,方式方法陈旧,体制机制不畅。为此,需要借助和发挥法律手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功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由政府统管向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营造宽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二要不断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其规范发展;三要发挥政法部门的作用,夯实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石;四要努力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转向。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以重庆部分区县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决议》强调"要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社会治理理论出发,探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课题组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走访该市部分区县的基础上,对当地党政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进行总结,并以"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理论框架"审视重庆市部分区县社会矛盾化解的具体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体多元、各方协作"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指导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当前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中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行性。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引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要努力在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控模式、控制机制等四个方面寻求转变,并努力从强化公安民警服务理念、推进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社会化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公安社会管理评价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从单方强制到多元协作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索取性的特点。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索取"到"服务"的转变,在社会治理主体上实现从单方到多元的转变,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强制到协作的转变。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论法院的非司法化社会治理

我国法院系统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具有鲜明的非司法化特征,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退隐式治理、错位治理与跨界治理三种类型。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从治理技术、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展开。当前各类型非司法化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化治理负功能的回应与矫正,此外尚有法院系统主动提升司法权地位、提高司法效率的用心。但是,法院参与非司法化的社会治理存在较大风险,在信息、工具以及绩效等方面呈现出利弊互现的二律背反,亟须研究相关的优化方案。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691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2019年实施的全国性社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56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发现】(1)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2)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纠纷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在当前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人民法院需要更新思维,勇于直面社会矛盾,主动进行角色转换,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深入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以"本溪经验"为代表的司法协理网络机制是因为人民群众有期待、人民法院有需要、党委政府有愿望才应运而生的。为总结"本溪经验",推动人民法院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推动社会管理创新,10月17-18日,《中国审判》杂志社在辽宁省本溪市召开了"人民法院构建社会矛盾化解司法协理网络机制研讨会"。人民法院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审判》杂志社社长杨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戈平,本溪市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史凤友,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史明武等领导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近30家法院的代表在会上畅论合力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现摘取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精要,以飨读者。     

小议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倾力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的理论保障、建设目标和切入点,探讨一下在法治保障下的社会治理之路。     

论我国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内涵、意义与机制

我国推进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在于有助于解决我国药品安全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药品监管”到“药品安全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治理目标体现为确保公共利益,治理主体呈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一种平等、合作的治理关系,治理手段是基于协调和参与.并从树立药品风险预防理念、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药品风险分担与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我国信息化治理创新实践与优化对策研究

信息化治理兴起于欧洲,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手段之一.本文在借鉴国外信息化治理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动员各种有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信息化治理主体、完善信息化治理手段的应用范围、提高信息化治理效率、创新信息化治理机制等建议,以期对我国信息化治理创新实践有所裨益.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理探源与中国特色

社会管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理论的新发展。党和国家在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职能理论的基础上,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加以发展,使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的烙印,这表现在:第一,社会管理的主体扩大,即"四方共治",亦即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新格局。第二,社会管理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凡涉及非政治管理、非经济管理的一切领域,都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第三,社会管理的策略更加先进,方法更加多样。社会管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作用理论的新贡献。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管理创新,将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